赵昺知道在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实行过军屯,在早期的时候都曾为巩固边防,筹措养兵所需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后期却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最终崩溃,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宋和明两代的军屯。
宋朝因为自立国一直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加上以重金拉拢武臣,养兵费用一直是高居不下。而解决财政困难的的方式无非是从百姓身上抠钱,没钱了就需要开源,比如搞点产业。而南渡之后因为土地兼并导致朝廷可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所以就搞出了公田法。
公田法的思路是买田养兵。通过收购百姓手中的土地,以耕种所出用以支付驻军全年的军饷、春冬衣赐、习武费用、官吏请给等花销;除了买田以外,还有屯田营田,所谓营田,则是将绝户土地和某些官田“召人使耕,分收子利”。
总之,所以南宋后来搞公田法,花钱重新向大地主买土地。但是,什么问题都怕个但是,本来南宋朝廷钱就不够,于是直接用纸币购买,谁都知道那东西贬值很快的。后来因反对声太大加上度牒,这东西可以带来许多便利,所以也是当时的硬通货。因此公田法得罪了许多人,对民间造成很大影响,不过总算是缓解了南宋眼前的困境。但是也导致了阶级矛盾愈加尖锐,于是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后面生啥大家都知道。
再往后的明朝也是如此,明末的环境,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是典型的内忧外患。最要命的是明王朝税税收不上来,兵也征不到。当时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的大户,不但大肆兼并土地而且还侵吞军屯。因为没人动他们所以他们有恃无恐。
在军屯制度名存实亡的明末,被逼无奈的西北守将孙传庭根据这种局面,甚至做出了不需朝廷拨军饷,由自己解决所需的方法,而他的底气是利用手上的武装夺回被某些人侵占的田产。明朝时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被当地豪门大户霸占,兵丁也成了虚设在花名册上的符号。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为了扩充的军力和粮饷,经过治理,对当地大户采用各种手段夺回军屯,最终获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明军的兵力和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但在崇祯皇帝的干预下,孙传庭被迫提前出关迎战,其措施也就此付诸流水。
赵昺在收复江南之初,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下旨严禁军队屯田,参与经商活动,便是担心重蹈覆辙。而蒙元军队进入中原后依然采用游牧民族的征战方式,国家不负担军费,依然由各军各自解决。因此分封土地,实施军屯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蒙元并没有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军屯产生的弊端,种种恶果便随之而来。贪婪的本性让贵族和领兵将领变本加厉的侵夺土地和人口,并利用种种特权敛财,压榨虏户和兵丁的所得,这也是导致蒙元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当下桑哥不仅钩考地方财政,清查侵夺的财物,可谓是放了他们的血。加上增加课税,使得地方军将的收入大为减少,可出兵的费用朝廷却不会负担,自然也就不如此前积极了……
“韩枢密,汝这一番分析,吾怎么觉得愈加糊涂,既然玉昔帖木儿缺钱难以动南侵,为何又反对撤伏呢?”听了半天韩振对局势的分析,大家都深以为然,可陈任翁越听越不对劲儿,其说法岂不是自相矛盾,忍不住反问道。
“陈尚书,吾所言之意是指蒙元当下迟迟不肯动兵的缘由之一,却非指玉昔帖木儿已经放弃了南侵的念头!”韩振却不觉自己的话有丝毫问题道。
“哦,愿闻其详!”陈任翁听了一愣,有些尴尬地道。
“陛下,各位同僚,吾以为玉昔帖木儿并没有放弃南侵之念。原因有三:一者蒙元对我朝沿江地带的袭扰有愈演愈烈之势;二者,桑哥的新政导致蒙元朝廷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大有一触即之虞,其作为一地守臣若想化解,动南侵依然是转移矛盾的最好方法;三者,桑哥与其应属同党,两人虽有默契,却非没有矛盾。因而他们即是相互利用,又相互提防,当下两淮增加课税数十万贯,已经超出了一地的承受能力,并引屯驻各军的不满,其必然也是有所不满,以为桑哥有意打压。而蒙古人最重军功,动南侵不仅能够解除自己面临的危机,且能得到真金的进一步信任!”
“嗯,有些道理,汝继续说。”赵昺点点头道。他听明白了,韩振之意是说蒙元虽说迟迟没有动手,但南侵的基本面并没有消除,只是缺乏一个契机而已。
“臣以为蒙元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主要还是有所顾忌。先真金当前力主和议,以求争取时间稳定朝局,改善财政,因而其主动挑起战事有违真金的初衷;再有,玉昔帖木儿一直主持北部军事,对抗叛军的侵袭,非是鲁莽之辈,应该对我军的战斗力有所忌惮,毕竟他率先突袭要面对江东近二十万大军的围攻;另有恐怕是惧于陛下的威名,且麾下还有数万精锐的御前护军,其要想夺取临安就必有一战,而其又没有必胜的把握!”韩振在解释道。
“韩副使之意,蒙元大军迟迟不肯过江,却频频遣兵骚扰昆山一线是为了制造紧张局势,意在将我朝主力调离临安,吸引到江口一带喽!”赵昺摸摸下巴皱皱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