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韩振的缺钱之说,大家不由的出一阵笑声。众人皆知玉昔帖木儿之所以要挑起边衅,准备南下攻宋的原因正是因为缺钱,难以应对朝廷的‘理算钩考’,而今其反而声称蒙元迟迟不肯出兵却又是缺钱之故,两下相互岂不矛盾,也让众人觉得其脑袋有洞。
“稍安勿躁,听韩副使解说!”赵昺听了却觉得不无可能,俗话说:“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对于一人一家是如此,对于一军一国更是如此。孙子也曰过:“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他压手让众人安静,看向韩振道。
“陛下,臣以为蒙元重新启用桑哥主理朝政,解决财政之困,其实施的‘钩考’之策与我朝奸相贾似道的‘打算法’有着相似之处,甚至如出一辙。”韩振此人向来是不苟言笑,且为人正直,治军严格,与同僚之间也少有往来,即便是同出帅府的诸将也向来是公事公办,私下少有往来。现下被众人嘲笑也是面带愠色,听陛下问,向上施礼道。
“韩副使是不是想多了,即便他们用的是同一方法又与当前战事何干啊?”枢密院水军司都统刘洙有些不解地问道。
“刘都统有疑问稍缓再问,先听韩副使言。”赵昺脸一沉道。他知道贾似道的‘打算法’,并对此也有所了解,“打算”一词的含义,此时的意思与现代不同,意思为核算,会计之意。而打算法简单来说就是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与桑哥当下实施的钩考法却有相似,其继承于当年败落身死的阿合马,而深究两者倒是殊途同归。
“当年奸相贾似道推行打算法,起因是我朝与蒙元之间交战二十余年,财政已近于崩溃。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督视之行,缗以七百万计;襄阃之犒赏,以五百万计;沿边命帅,以三百万计;诸将招军,以二百万计;蜀中抚谕,亦以一百万计,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数。……诸路和籴子本不继,行赉居送,在在枵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显见每岁支出以超出收入的两倍有余,朝廷已经无力承受!”韩振言道。
“淳佑十二年时,朝臣李曾伯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綂司一处也。其言直指彼时弊政,其时衙门林立,新的出现,旧的还在,外加像多要赏钱、一些钱款被挪用等等,就造成了财政出现问题。”
“韩副使越说越远了,以汝之意奸相贾似道实施‘打算法’岂不是消除弊政,治世之良策,又怎么会被时人视为亡国之道呢?”陈任翁这时插言道。
“陈尚书所言是也不是,彼时军中腐败,将领虚报军费,贪污钱粮,理应整治。但错在奸相心怀祸心,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成为其打击异己的手段,以致引不可预知的动乱。”韩振解释道。他的说法也令几位曾亲身经历者深以为是,尤其是吕师文,他们吕氏也是深受其害,为后日叛宋埋下了伏笔。
“嗯!”赵昺暗自点头,知其分析正切中要害。他明白对于国家来说,钱主要来自税收,但如果税收不上或钱不够咋办呢?而一提及税收,在历史书上常常会出现“与民争利”的字样。但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史书上的“民”和我们一般认为的“民”,很多时候可不是一回事。具体说来,国家感觉财政吃紧的时候,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一些人手里抠钱,让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吐出来;另一种是找新的赚钱途径。
南宋实行打算法,一是因为没钱了,二是因为军队太腐败了,所以朝廷要从那些将帅身上抠钱。不过打算法作为南宋解决财政措施的手段,一直备受争议,一些将领无辜躺枪。
如号称‘一生以儒治军’的赵葵,就因为两件事挨整:第一是张灯宴钱;第二是招军钱超支。严格的说这两件事并不算出格,只能算上瑕疵,却被扩大化,成了此项政策的牺牲品。更点背的是曹世雄、向士璧,他们在战场上立了功,但是因为以核诸兵费,……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且因此逼反了悍将刘整,直接引了襄阳沦陷、南宋灭亡。所以便成了亡国之策。
然而赵昺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打算法看起来没错,也是好办法。但错在实施不当,并不是那么个搞法。贾似道将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且那些施政的官吏节操也靠不住,导致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停止。结果造成刘整叛变,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