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在皇帝脸色渐渐平静下来,但是无不心有余悸。刚刚这些士人们的话可谓是大逆不道了,在世人眼中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权力之源,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执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如此可谓是将皇帝的权力全部剥夺,当菩萨供起来了,而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几个伴驾的人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担心再度引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们想的还是有些偏差,对于权力赵昺当然是不愿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给这些士人。而另一方面,他前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共治并不排斥,问题是当下最多只能说萌芽,却没有共治的基础。
再有就是对士人遭此大变,并没有反思他们在其中是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皇帝,以为正是没有实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导致亡国。依然强调士人昔日的功劳,怀念当年的‘美好’生活,丝毫未触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只是一味的推卸责任。
想想宋立国之初,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不无形势所迫之意。当时赵匡胤玩了手‘黄袍加身’的戏码,抢了柴家幼帝的天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无从与贪婪的文官和对权力虎视眈眈的武人官僚系统相对抗。为了巩固皇位,于是其大肆打压武将势力,扶持处于弱势的所谓“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
真正的儒家治国之道本应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抚万民,德以柔中国、形以威四夷的内圣外王之法。而士大夫这个群体,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下应体恤万民、通达民意,对上应为民请命、恪尽职守,换而言之,士大夫应为皇家与下层百姓的调和剂,帮助皇帝了解民意、顺应民意,帮助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达到《礼运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政治理想。
然而赵昺以为这也为大宋屡遭劫难埋下了祸根,他们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功名富贵”与“治国平天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并非相饽,应该是可以共存的,毕竟人皆非圣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欲望的,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不时的还会冒个泡的。
“治国平天下”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欲望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
赵昺以为错就在双方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宋之历代君主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最后的结果,就是儒家展成儒教,满口仁义道德,一心男盗女娼。
而自儒家展为儒教,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士农工商,士的等级最高,与皇权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
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入官为士之外,军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贱。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军人、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民族内部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等级压迫让汉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仇视的散沙化个体。
圣人也说过“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当一种制度让精英阶层把普通民众当作奴隶而没有丝毫怜悯的时候,当一个朝廷从来没把黎民百姓当人看待过的时候,结果便是‘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