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来到这个世界时,除了惶恐,还有失望。在他的印象中宋代是中国科技文化的巅峰时期,而以他所见到的几座大城,无论是初时的广州、泉州,还是收复江南之后的临安城,遍布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和废墟,其中自然有刚刚经历兵火之故,可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没落。
以赵昺的眼光看,那些建筑虽然不失高大、雄伟,甚至依旧富丽堂皇,可是在他这个缺乏审美的理科生眼里都没有艺术概念,没有艺术品位和美感。这折射出大宋无论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对艺术的追求已然丧失,也变得毫不重要。而原材料价格高低和加工难易程度才是决定工艺品价值的要素。
从这些情形中,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工匠的素质,赵昺想想也就释然,那些没读什么书的工匠,从事如此“贱业”,只可能因循守旧,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不但工艺技术上难以有进步,审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复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卖个好价钱。
所以在赵昺眼里这幅人人称赞的画作,虽然技法娴熟,色调鲜明,可仍然带着衰败之气。作者依然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怀念,却没有能够冲破固有的执念,没有反思和创新。在加上一帮附和者的称赞,他更觉陈腐之气盈院,处处弥漫着腐朽的味道。
俗话说世事难料,但赵昺觉得形成今日局面也是有例可循的。在前世他记的有位叫‘灭霸’的威漫英雄,其秉持着中‘资源有限,无法支持人口扩张’的观念不断挑起战争。他觉得这种观点在大宋似乎也得以验证,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展水平反而不断降低,技术展陷入停滞,工艺难以得到创新。
现代学者在社会文明的展上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个观点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就回到起点。结论就是在传统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展。
赵昺觉得两种观点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现和展是评价一个时期社会繁荣的标准之一,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我们皆知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很低,并以为这个比例是常态。
而人口的增长同样被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有学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赵昺以为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在中国历史中不难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而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乱后,朝廷南渡江南,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战乱的影响,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的人口暴增,社会繁荣却没有得到持续的展和繁荣。
其中原因,赵昺以为从现实考虑,江南在宋朝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饱和,军事上的失利又使他们无法通过战争获得新的土地。从政治上考虑,当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
不过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统制阶级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纺织业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
赵昺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当他前往琼州时,那里尚是荒芜之地,人口稀少,处于难以自给的状态,这就需要以机械来填补人力的不足,借以提高生产力。而这也便是他能够得到臣属们的默认和支持,任由自己‘胡闹’,挥他的所长,却没有过于干涉。
但是收复江南之后,形势已然改变。江南地区虽然也经历了蒙元南侵,不过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加上蒙元政策的改变,江南人口损失相对来说较少,并不足以改变土地供给不足的现状。反而是蒙元的侵占及北方人口的南迁导致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稀缺性并没有缓解。
如此情况下,科技的展就变的不是那么迫切,加上固有的思维作祟,从而导致赵昺推行技术创新变得消极,甚至反对。那么他设立科学院,培养科技人才和工匠队伍的计划自然受阻,觉得没有必要去再花费钱财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赵昺却是不这样以为。一方面,土地不能增加,那么田税的收入基本也无增收的可能,而妄加税赋则会导致百姓负担增加,民心不稳;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增加,导致他们成为流民,而人口流向城市求生成为必然,这同样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赵昺的策略是通过展工商业吸收失地的流民,将这些人的身份转换为产业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正可通过外贸销售出去,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朝廷则可以此增加更多的赋税。国家有钱了,军事装备得以更新,如此则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统一大业。
此外,赵昺知道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开始提升,那还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开明官员开启“洋务运动”以后的事了。在清末年废除科举,引进西方近现代学制,包括兴办许多近现代的职业学校和大学里开设工科院系。许多年轻人进入采矿、纺织、冶炼、机器制造的学校和专业,“中国制造”才慢慢地告别古代那种少有创新、单凭经验的重复劳动,有了真正意义上质的飞跃。而正是这些顽冥不化的守旧势力,使得赵昺的计划难以实施,如何让他不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