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的帐是如此算的,他要利用斡脱商人的‘门路’打开通往内地的通道。当前两广沿海被蒙元设置了禁海区,在这个范围内成为各类走私分子、匪盗的天堂。但是也只是存在相对的自由,元政府设立隔离区是为了加强对琼州的封锁,自然不会任由走私贩子猖獗,因而会时不时的遣兵进入隔离区起清剿,乌合之众般的走私贩和盗匪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往往每次清剿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即便事务局凭借便利的条件,每每能躲过元军的清剿,避免重大的损失,而他们的武装力量还难以正面对抗元军。但这些人做的都是琼州的买卖,所以归根结底损失最大的还是琼州。另外随着封锁线愈加严密,向内地渗透也更加困难,一批货物往往要损失五成以上,导致利润下滑。这也是黄华为何要与陈吊眼联合,借路通行的缘由之一。
元军现在围了陈吊眼的山寨,切断了通路,使得私盐生意受损,他们不得不另行开辟通路。而斡脱商人如苍蝇一般,哪里有铜臭味儿都能寻的到,不过他们拥有特权可以自由出入不说,还会借助元军之手打击各方势力从中谋取最大的利益,反而是他们从中获利不小。
赵昺此次的意图就是通过向斡脱商人‘施恩’向他们买路,毕竟海贸生意要比贩私这点蝇头小利大得多,而只要他们想挣钱就不愁不愁他们不入坑,且自己守住海峡也就把握住了定价权。他将自己的意图与郑虎臣、庄世林和周翔三人一说,他们也都眼前一亮。
如此一来,事务局的商队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行走江南之地,盐卖出去了钱自然也就回来了,大头也入了内库,解决了花钱吃紧的问题。同时,将作监也能够通过斡脱商人夹带的方式获得急需的物资。而这些综合算下虽不比‘打劫’来的快,却并不比买路钱来的少,且‘打劫’是一锤子买卖,人家不来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四个人一合计便定下了谈判的原则:
要求斡脱商人协助琼州开放钦州、雷州、潮州及福州四处商路,分别对应蒙元在沿海设置的湖广行省、江西行省、福建行省和江淮行省。这四处皆有内河与大海相连,船只可直达内陆地区;让斡脱商人答应替琼州收购战马、铜铁等禁运物资,贩运到琼州;要求沿海各州府放松对内陆走私船的监管,使他们可以到达琼州交易等。如此便可以放他们的船只往返海峡。
赵昺知道这些要求对于斡脱商人来说并非不能达到,无非是上下行贿,许与暴利罢了。加上蒙古统治者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并没有什么好办法,他们的原则就是谁能给自己弄到钱就是好样的,并不在乎用什么办法,而这些斡脱商人也早已摸准了他们的脉,再说商人重利,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且对于这些斡脱人来说,蒙古人也不过是自己捞钱的工具,谁能给他们利益谁就是主子。
但这几条‘私路’的开通对于琼州不仅仅是获得物资和金钱那么简单,其中却有重大意义,赵昺可以通过此向内地进一步的渗透,派遣人员、军队进入内陆展势力,建立根据地。一旦时机成熟起复国之战,这些地方都可以成为宋军的内应,战事一起一呼百应……
忙忙叨叨之中很快进入九月,朝廷三月开科取士,经过乡试和府试两轮淘汰,加上恩赐的归朝士子共有五百余人已齐聚府城准备参加部试。开科对于每个朝代都是件大事,何况是行朝建立后第一次开科,赵昺令人扩建和修缮了科场,以左相陆秀夫作为总裁,参知政事刘黻、礼部尚书徐宗仁、吏部尚书陈仲微为副总裁;以应节严和文天祥为知贡举。又任命了十八坊考官和提调、监场、搜查、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一众事务官。
万事具备就待开考的时候,突然有士子闹起事来,称此次科举不公。赵昺听了一激灵,自己此次开科确实有违旧制。每次国家开科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在英宗时定为三年一大比,也就是所谓的大比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考试时间为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当初赵昺考虑到宋朝也是多年未举行科举,而琼州读书人又少,为了能选拔些本地人才增加了乡试,以利于更多的人能参加考试。而琼州地方又不大,不需考生长途跋涉前来,因而在考试时间上也做了调整与旧制大不同。且当时他提出时,众臣也都没有反对,便照此实施,可到最后关头却又出了麻烦。
赵昺起初以为是那些在府试中落选的士子闹事,可细问之下却非如此。原来自去年行朝决定开科之后,不仅琼州的士子们知晓了此事,这事儿随着行商和往来琼州的人口传到了内陆,并迅速扩散开来。因而许多内地士子也想参加科考,但是许多人却都是听闻,并不知详情错过了考试时间,失去了参加部试的资格。
起初内地来的士子人少,只能自叹倒霉,想回去又非那么容易,只能暂时安置下来等待再次开科。可随着消息的扩散范围越来越大,不惧险阻跨海而来士子也越来越多,最后聚于府城的达千多人。三人成虎,倍感失落的士子们便聚众闹起事儿来,称此次科举不公,都是大宋士人为何坏了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