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黑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传来后，在江南局里，这案子是“四个人”一起搞的那种法慢慢变淡了，最后彻底破产了。但龚仲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变，他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因另外一种新的不利于龚仲的法，又慢慢从局党组那里传了出来，另一个“莫须有”的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了龚仲的头上。那就是龚仲虽没有参与，但他“知情不报”。

有人振振有词地：“龚仲虽没有参与，但他的责任比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他们三个参与者不得。”旁边有好事者配合地问道：“这是为什么？”那人以自己独到的见解道：“你们想想，如果当时树大明问龚仲那个所谓的好机会有没有风险时，龚仲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后，及时报告局党组，树大明等人就不会上当受骗了，那五百万元资金就不会转到黑山去了，正气物业公司就不会面临这样巨大的经济损失了。”

旁边的人听了以后，有些恍然大悟地道：“你的是有道理。”另一个也支持这种观，好象发现新大陆式地道：“你们这样一，我也想起来了，五月份，龚仲与方建军、方丽红曾一起去了黑山，当时明明知道资金已不在物业公司的账户上，但他却没有报告。你们想想，如果他报告了，我们现在也就没有这样被动了，与建行黑山分行的官司就没有这样被动了。”

最后形成了共同的意见：“龚仲虽没有参与，也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但他没有报告局党组，才让树大明等人搞出这样的事出来，使江南正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面临这样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龚仲及时报告了，哪怕就是向财务处透露一信息，树大明等人就不会搞出这样的案子出来。因此，龚仲虽不是参与者，但却是知情不报者。他与树大明等三人，应该承担同等的责任。”

就这样，龚仲在不知不觉中，“参与者”的身份被莫明其妙地取消了，但又莫明其妙地变成了“知情不报者”。角色虽转换了，但扣在他头上的那个“屎盆子”却越扣越牢。对此，马建设处长道：“你怕得罪树大明，那就会得罪局党组。”

对于这样的法，龚仲却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但他没有作任何申辩，他觉得现在不是申辩的时候。再局领导也没有找他谈话，正式明确他应承担什么责任。龚仲认为，组织上正式处理他个人问题时，应该还会进行告知，给他正式申辩的机会。

当然，江南局也有很多干部职工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事与龚仲没有任何关系。树大明将那个所谓的“好机会”咨询龚仲有没有风险时，龚仲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风险，也提出了自己明确的反对意见。而且，树大明咨询时并没有明确地他会做，只是有个“好机会”。龚仲又怎么能凭此向赵一局长报告：“报告赵局长，树大明有一个想法！”

当然，如果龚仲将树大明的这个想法报告了赵一局长，这事可能是办不成了，物业公司也没有什么损失了。但当局党组询问树大明时，他会怎么回答呢？他会承认自己确实有这样一个想法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局党组总不能仅凭龚仲报告的一个什么想法而责问树大明吧？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其中的危害性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干部职工的面前，那些站在岸上不腰痛的人，就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指责龚仲。当然也有实事求是的同志，这是龚仲的命苦。当树大明问他能不能做时，他命中就注定了有这一劫。如果报告了，全局上下的人看到龚仲，只怕都会往一边躲，因为龚仲是一个捕风捉影打报告的人。

这事发生后，江南正气管理局发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全局上下，都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相互之间感觉不到内心深处那种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情感了，办任何事时都是谨慎微，生怕一不心上了什么当，谁知道谁内心怎么想的啊。

难怪古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江南正气管理局这种相互防范的心理，龚仲这个“参与者”转换为“知情不报者”，再一次验证了咱们老祖宗的伟大与英明。

（今天是01年中秋佳节，祝广大读者朋友节日快乐！家庭幸福！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