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熙懒洋洋地坐在一旁，闻言便道：“听见了么，卫大人这可真是肺腑之言啊！”

诚然，这话也就卫拓敢说，也有足够的地位说。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齐国霸主地位，但他本人对外的姿态是很谦和的，并不因为齐国成了霸主，自己是齐国的宰相，就对周王室不敬。外族攻打小国的时候，齐国还会派兵去救，甚至帮该国迁都到安全的地方，以免他们再次被劫掠。虽然齐桓公似乎没有看上去那么尊敬管仲，真尊敬的话，也不会没听管仲的遗命，最后活活饿死了。但无可否认，管仲因他本身对内对外的态度，位高权重多年，还得了善终。

至于当兵临阵脱逃这一条嘛，大家都不是圣贤，何苦死揪着不放呢？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位置，既有大功，就忽略小过吧！

商鞅之名，如雷贯耳，下场却有点惨，死便死了，尸体还要被车裂。但卫拓却不怎么看好此人，为何？因为商鞅本在魏国做官，后又发兵攻打魏国。其实这也没什么，各为其主，秦国想要争霸，无可避免对各国动手。但商鞅在进攻河东的时候，对魏军的守将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结果趁着公子卬赴宴的时候，命甲士俘虏了他，从而使魏军大败。

看过这段历史的人，无不说公子卬傻，两军交战，商鞅虽是主帅，又不是秦王，你敢相信他的话，傻乎乎地跑去赴宴，以为这样两国就能和平了？他退兵了，秦王怪罪下来，他替你担着？但无可否认，这种手段总是投机取巧，有失堂正的，从这件事便可看出商鞅本人的行事风格，怕是……有那种结果也不奇怪。

前两个人是在对比臣子的品行，后两个就大逆不道，在说君王了。吴起横死，是因为欣赏他的楚王死了，新王不愿意为了他与楚国旧势力抗衡，在这一点上，商鞅其实也是一样的。左右法已经变了，你的利用价值就没了。至于最后那个……汉景帝一向被文人吹捧得地位很高，卫拓却不怎么欣赏他。

诚然，汉代藩王作乱，朝廷奉行黄老之术，坐视诸侯王成了小朝廷，渐渐不服朝廷管束。加上天下好位置都占了，皇帝的儿子封哪里呢？削藩势在必行，但晁错就死得比较冤枉了——诸侯王叛乱，吴王是盟主和先锋，吴王对朝廷哪来这么大仇恨呢？这就牵扯到早年的一桩恩怨了。

当年，吴王的太子刘贤进京，陪当时还是太子的汉景帝刘启一起读书习字，一起玩乐，有一次下六博棋的时候，两人为棋路争了起来。

刘启是大汉的太子，刘贤也是吴王的太子，平日都是一呼百应的主，又是族兄弟。哪怕有个君臣之分，但你让做惯了太子的人那么恭谨，怎么可能？宗室之所以为宗室，就是他们比臣子多了血脉的特权，所以刘贤和刘启争执棋路的时候，刘贤的态度很不恭敬，非常骄傲，刘启就抄起棋盘，活活把刘贤给打死了。

吴王中年丧子，死得还是太子，毫无疑问，怎么会不难过？自然而然地对朝廷产生了怨恨之心，逢年过节都称病，坚决不来长安。汉文帝心中有愧，起初的震怒过后，也容许了吴王的举止，落在旁人眼里，吴王自然是“日益骄横”。

皇帝都给你台阶下了，你竟不感激涕零，还要怨恨皇室，不是骄横，有反意，那又是什么？

晁错身为太子家令，闻弦歌而知雅意，屡屡上书说吴王骄横，应当削弱他。毕竟这话，太子刘启不好说，晁错自然要帮太子说，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七国作乱后，大家觉得都是晁错的锅，杀了他，诸侯王就不会反了。

这种明显寒忠臣之心，令诸侯王拍手称快的提议，刘启居然从善如流，仅仅考虑了十几天，等到丞相、中尉、廷尉等人一起上书的时候，就把一直陪在他身边多年，一心为他的晁错给杀了。真是奇怪啊，刘启多年庇护晁错之心，人尽皆知，怎么这些人就忽然敢上书要杀晁错了呢？

不仅是杀，还是骗杀——刘启派了中尉去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车马经过长安东市的时候，中尉忽然向晁错宣读诏书，直接将他腰斩。晁错死的时候，身上还是穿着朝服的。

哪怕史家为尊者讳，不好意思说汉景帝这事做得***道，就拼命给晁错泼脏水。但这些言论对卫拓不起半点作用，在凡事只看起因经过和结果，从来不看后人评说的卫拓看来，像汉景帝这种皇帝嘛，实在没必要对他太忠心，把朝政死死地握在自己手上就行，让这种皇帝掌权，只怕是你前脚鞠躬尽瘁，他后脚就鸟尽弓藏了。若是换做卫拓，肯定不会自己白担恶名，只换来君主两滴假惺惺的眼泪，而是想办法独揽大权，让皇帝自己下罪己诏去。

明明就是你的过失，我为你们家呕心沥血，你还想卖了我？门都没有！

卫拓的意思已经在这四则例子中表达得很明白了——你若能做桓公，我就能做管仲。你要是想做汉景帝，我是肯定不会做晁错的。故裴熙说他说得是“肺腑之言”，也半点不错，换做旁人，敢这样直言，定然是在心中扎下一根刺的。

事实上，卫拓之所以对秦琬说这些，也是在赌。他赌秦琬之所以想掌握权力，并不是为了生杀予夺，而是不任人鱼肉；他赌秦琬心中的热血还没有消失殆尽；他赌秦琬竭力想做出一番事业，从而证明自己，纵是女儿身，却不必任何男人差，不，应该说，比绝大多数君主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