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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集》卷二有《愈膏肓疾赋》。《中华书局》1979年版对它的题解是：《成》十年《左氏》：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肓，鬲也。心下为膏，公借此以论治国之理焉。晏元献尝亲书此赋云：肤浅不类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时作也。

《柳宗元集.附录》专有《辨伪杂录》，对此篇的辑录是：

此赋肤浅不类柳文，宜去之。（晏殊语。见本书本篇题下注）

校点者按：音辨、五百家、世彩堂、济美堂、蒋之翘本题下注及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柳州文可疑诸篇》亦有此说。即：

其词气似柳少作，未谨洁奥峭耳。（何焯《义门读书记》）

此非柳文，他唐人为之耳。（吴汝纶《柳州集校勘》）

可见古代许多学者认为《愈膏肓疾赋》是伪作，而今人却对此沉默不语。笔者则认为此篇就是柳宗元的作品。

认为是伪作的唯一理由是：“肤浅不类柳文”。这可以指两个方面，首先是内容一般化。何焯认为“其词气似柳少作，未谨洁奥峭耳”，实际也是同样的理由，只不过不认为是伪作罢了。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因而不能成立的。

《愈膏肓疾赋》内容正如题解所言，是就《左传》著名的“膏肓”典故而论治国之理。即与柳宗元许多文章所反复申述的一致。如《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寄许京兆孟容书》：“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可见并非内容一般化。而且具体来说，《愈膏肓疾赋》是论在如桀纣那样的昏君时，大忠大贤之臣也要、也能治国。这尤其新颖而深刻。

《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桴于海。’”“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尽心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一般贤良忠臣奉行的原则，它自然是高尚而从来无可非议的。而《愈膏肓疾赋》却对此另提出一个补充而提高的思想境界：在“穷”的境遇下也要求“达”；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使桀纣那样的昏君治国。这就是柳宗元所景仰的《离骚》的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表现这个新的论题，柳宗元对“膏肓”典故在细节方面有四处修改。

《左传》原典故的起点是“公疾病”。柳文变异成为：“景公梦疾膏肓，尚谓虚假，命秦缓以候问，遂俯伏于堂下。公曰：‘吾今形体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明显的把有重病这个事实隐蔽了，而且把景公写成讳疾忌医的人。这是最关键性的改变。原文在医缓说了“疾不可为也”之后，是：“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如此结束了这个典故的叙述。而柳宗元《愈膏肓疾赋》增加了医缓说“针灸不达，诚死之端”一层，使原文的“疾不可为也”更具体化。是第二处修改。又增加了景公对医缓的讽剌：“哂彼医兮，徒精厥术，如何为之可观？”医缓又有“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的辩驳。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是第三处修改。

第四处修改是在“膏肓”典故中增加了以“忠臣”品名的人物：“爰有忠臣，闻之愤怨，忘废寝食，擗標感叹。”此忠臣感叹议论的主旨是：

“善养命者，鲐背鹤发成童儿；善辅弼者，殷辛、夏桀为周汉。……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岂膏肓之所羁绊？余能理亡国之刓弊，愈膏肓之患难。余今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为干撸，以信义为封殖。拯厥兆庶，绥乎社稷。一言而荧惑退舍，一挥而曦和匪昃。桑榖生庭而自灭，野雉雊鼎而自息。诚天地之无亲，曷膏肓之能极？”这样就完成了否定历来“治国在天”的宿命论，而新立“治国在贤”的人定胜天论。文章以医缓对此忠臣的赞叹与鼓励而结束：“佐荒淫为圣主，保夭寿为长年。皆正直之是与，庶将来之勉旃！”

可见《愈膏肓疾赋》不但不是伪作，而且应是柳宗元的一篇重要作品，受“伪作”说的影响，研究者对此篇都不注意。

说《愈膏肓疾赋》不是伪作，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柳宗元《非国语下.医和》。它是对《国语.晋语八.医和视疾》而作否定评论的：

平公有病，秦景公使医和视之。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文子曰：“君其几何？”对曰：“若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非曰：和，妄人也，非诊视攻褽之专，而苟及国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诚不足闻也。其言晋君曰：‘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凡医之所取，在营卫合脉理也。然则诸侯服，则营卫离、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则营卫合、脉理平，以延其年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