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作为一个贸易港口的漫长历史始于明穆宗隆庆年间（公元1570年），当初主要是作为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传入欧洲文化和商品的窗口之一，其辐射范围也只有西九州的一部分，并不能跟平户、堺港等外国商人广泛抵达的主要港口相提并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港，随着德川幕府在日本宽永十六年（公元1639年）第五次颁布锁国令，居然成了日本唯一能与到访的中国、荷兰商人实施贸易的对外开放窗口，并因此而日趋繁荣起来。不过由于路程的遥远以及锁国令的限制，因此相比一年一度造访长崎的荷兰商船，每年春、夏、秋三季都能前来长崎交易的中国商船才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主体---根据平户英国商馆和平户、长崎荷兰商馆的日记作为参考依据，十七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约有五六十艘之巨。

可是这种广泛的中日贸易在清廷控制整个中国后，特别是鳌拜下令实施五省迁界的政策以后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到了永历三十五年（公元1681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更是锐减到全年只有十艘（注：全部来自东宁）。

“这一次运来的生丝计三十担，雪糖一百二十担，茯苓一百斤、甘蔗酒四百罐、槟榔三千斤、苏木五百斤、象牙四根、犀角五根、鸟铳一百支、瘊子甲十五领、鲨鱼皮五百张、鲲皮一百五十张、虎蹲炮一门、红夷炮一门。”

“这一次的武器好像多了一点。”要不是因为田川次郎左卫门背后站着东宁郑氏，否则这位来自丝割符仲间（丝绸购销行会，由京都、堺、长崎、江户、大坂的豪商组成）的大阪商人根本不会用正眼敲他一下，不过饶是如此，这位牛哄哄的大商人还是用日本惯有的腹议说出了对生丝数量不足的不满。

“没有办法，东宁已经一年不下雨了，桑树死了很多。”五十六岁的田川七左卫门慢吞吞的回答着。“要是再不下雨，来年怕是连一担丝都没有了。”这个消息让其他几位在场的丝割符仲间的代表脸色凝重。“请几位给今年的生丝订价吧。”

“三百五十两。”

大阪商人恶狠狠的杀价着，对此田川只是微微一低头：“太低了，这个价格东宁怕是宁可占了舱位运回去，也不会同样出售的，还请给一个合理的价格。”

“三百七十两。”边上京都、堺和长崎本地的商人商量了一下，抬高了二十两。

“四百五十两。”七左卫门淡淡的一笑，报出一个数字来：“清国已经许多年没有一船丝运到长崎了，要是东宁的丝也不运来，明年日本的丝绸业怕是？”

次郎左卫门的话还没有说完，来自江户的豪商代表话了：“四百五十两这个价实在太高了，不过这个还好商议，但不管价格多少，我们想知道的是，东宁今年到底能运多少丝到日本，明年又能保证多少，还请田川老板给个明确的说明。”

“今年最多只能运一百到一百二十担，若是东宁还是没有下雨的话，明年输入的数量还要进一步减少。”田川如此回答着，正所谓物以稀为贵，他不认为对方在这个时候还有底气来压价。“另外可以告诉各位，东宁已经决定对进入琉球贸易的清国商船恢复收取通海税，因此清国的生丝和丝绸价格势必高涨。”

大阪的商人一听暴怒起来，然而还不等他作色指责，边上长崎的商人给他施了眼色：“田川老板，丝价太高了，就会造成日本丝绸价格暴涨，进而可能使得米价也跟着上涨，这对百姓和部分武士是很不利的。”由于所有的进口商品都是根据丝价而上下浮动的，所以日本方面自然不可看着东宁坐地起价大赚特赚。“田川老板也是日本人，希望能帮助说服东宁方面。”

田川七左卫门当然听出了对方话中隐含的威胁，但他却不为所动：“在下虽然接受了东宁方面相当于殿上人的官位，但我也是商人出身，知道丰收之年要赚钱，而灾欠之年更要赚钱的准则，所以几位，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个是个机会吗？”

“四百两。”几个丝割符仲间的代表低声商量了一会，给出了他们认定的最终价格。

“既然几位坚持，那就算了。”田川一听也不再讨价还价，只是说道。“这次东宁运来的生丝就不计入贩卖的名录了。”

廊外候着的其他商人大急，要是关于丝价的谈判破裂了，他们的生意也会随之完蛋，但丝割符仲间的权力是幕府授予的，他们根本对抗，正在面面相觑之中，只见田川拉开了屏门走了出来，冲着外面的人鞠了一躬。

“郑氏船补充完食水，将马上出港前往镇海，今明两年的郑氏船也不会再来，让几位老板白白在此等候，实在感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