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高昌‘复叛’的危机,赵柽考虑了许多解决的办法,除了赵信提到的扶植亲宋政府和经济制裁之外,他还想到了利用其他手段解决高昌问题:
高昌回鹘的宗教信仰前后有变化。西迁以前的回鹘信仰摩尼教,他们将这一信仰带到了高昌。高昌原为佛教盛行之地,回鹘迁入高昌地区以后,逐渐从摩尼教转信佛教。但是佛教从来不是外界政治干预手段,宗教信仰反而使高昌的民众心理更倾向于和平、随顺,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不硬来、不挑事、顺其自然的色彩,难以通过挑动不同宗教信徒产生纷争。
既然民众的心理不易被外界所用,那么民族因素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战略抓手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高昌民族构成比较稳固,回鹘人占据了多数,当然曾经作为唐朝的领土,那里也有汉族后裔留存,但是三百多年的地域隔绝,在不同政治治理形成的文化差别很大。高昌人口固然有一部分是明确的汉人,可这些人对汉族血统除了荣耀感没有更多认同,很多人已经改换了当地化的姓名,对祖先的记忆往往只是口耳相传的掌故,他们了解当今大宋的主要渠道与其他回鹘人无异。
赵柽知道真实的国际战略场,既非只有铁血的斗兽场,也非只有对错的法庭,风中之竹随风而不倒,自有中小国家生存之道在里边。高昌在历史上一次次变化立场与阵营正应了现代外交史上的那句话:“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高昌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没有把自己捆绑在谁的战车上,从其历次左右逢源的战略运筹看,高昌的联盟手段确实充满灵活性,的确是独到的生存心得。但这也是其不易展成任何势力盟友的缺点,被人指摘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节操;同时也被各国所利用,不断以此挑起纷争。高昌在摇摆中谋求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保持不倒。
赵柽也明白决定竹子方向的是风,而风是多种持续柔性因素合成的,这就是兵法中所谓的‘势’。如果是前几年赵柽的选择的方略是对高昌保持尽可能的互利合作,无论是这种合作是双边的,还是在西域乃至东亚大框架内,高昌不可以作为周边战略支点。但可以成为周边合作的增长点。
但是现在不同了,经过数年放眼大局谋势造势大宋国力上升,威名远播,在围堵金国的同时已经在周边完成了布局。高昌这次却没有看清形势,因为当年曾资助金的宿敌西辽,金国虽然一直没有追究。但是绝不会忘记,割让土地恐怕也只是个幌子,借机吞并其才是目的。西辽同样会对其‘勾结’西夏和大宋驱逐其派驻的官员一事耿耿于怀,如果宋起进攻,他即便出兵也会借机将高昌重新纳入自己的囊中,绝不会再让其保留独立的身份。
不作死就不会死,高昌自以为地处心脏地带。各国都要借助其勾连东西方贸易的位置而需要哄着他,供着他,却没有想到三国都已暗自将其列入了自己征服的目标。过去只因各国相互牵制所以都没有动手,如今只怕任何一国动手,大家都会蜂拥而上将其瓜分殆尽,渣滓都剩不下。
灭国——皇帝之怒果然是天地变色,在赵柽下定决心的一刻,高昌国的存在便进入了倒计时。他将赵勇和高宠两人召到襄邑商定作战计划。听完情报司对高昌国的敌情介绍,又调阅了相关文卷,高宠两人拟定了初步的方案。
两人计划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南北两路:北路自云内州出,穿过戈壁,经过阿尔泰山南麓和东部天山北麓,到达高昌国的都城。这条道路就是唐代中期开辟的回鹘路的一部分,此路攻下夏都北庭后,南下高昌城;南路则自兰州出,借道西夏。经凉州西进,自瓜州、沙州攻入高昌国,夺取伊州。然后两军合兵一处攻打高昌城后,南下攻取焉耆和龟兹两地。
此战计划动用长安镇抚司、大同镇抚司两军禁军及陕西和河东两路州军共计六万兵马,加强沙漠军和一至两个轻型炮兵旅。此外可联络蒙兀部、汪古部及西夏配合作战,总兵力十万人。但是高昌国人口不过五、六万人,何以如此出动如此多的兵力?讨伐高昌之战,是两人将西辽和金的势力计算在内。既然是采取最后手段,就不能去打无把握之战,不能怀抱侥幸希望他们不参战,所以才会如此兴师动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