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回上海的消息，在广州城内飞一般地传播了开来。

虽说宋子文坐船去上海也没什么新鲜的，宋家本来就在上海安家。反倒是广州城不过是他暂住而已。可在广州城局势如此紧张的关键时刻，宋子文回上海不得不说是一个信号，不少人猜测，这是孙大先生再次加深和浙江系联合的信号。

这才是让广州城内高官们引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可能不久之后，孙大先生会受到来自浙江的邀请，请他离开广州去上海。

这一点在广州的‘国党’成员超乎常人的自信，可知道内情的却担忧起来。

一方面担心王学谦故意的刁难，另外就是因为精神支柱的倒塌，会给广州，乃至整个‘国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尤其是在眼下的局势之中，北方双雄没有分出胜负，黄河以北的局势毫无头绪。而在南方，王学谦所代表的浙系的强势崛起，对南方局势带来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王学谦如果决定北伐，浙军加上‘国党’控制的粤军，还有支持‘国党’的滇军和新桂系的李宗仁部，实力已经可以完全碾压北洋政府在长江以南安插的两个督军，南方统一最多一两年内就能完成。

而大军能够凭借浙江海军的优势一下子推进到了山东，淮河一线，进可威逼洛阳，夺取中原。退可以固守淮河秦岭一线进行消耗。如果北洋没有南方，尤其是江浙等地的盐税的支持，这场仗的结局只要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扰，结局已经可以预见。

加上北方还有明面上‘国党’的一员大将阎锡山，将山西控制在手。

统一，不过是时间问题，快则两三年，慢则四五年。

这么紧迫的时间之下，‘国党’最后能够从浙军手中抢走多少地盘，最后就很难说了。带着这种想法的‘国党’成员很多，也很普遍。从根子上来说，‘国党’这就算是完成了一次章程和信仰上的整合，但根子里还是老一套的思想，很多人的想法和北洋的地方督军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堪。

可这一点，‘国党’内部的核心成员是说什么也不会退让的。

如果‘国党’和浙军联合，不像是和张作霖的合作，张作霖在遥远的东北，其势力和影响力根本对最南端的广州政权毫无影响力可言。可是王学谦不一样了，他将直接左右将来‘国党’是否能够继续存续下去的理由。换句话说，万一真的联合了，掌权的就算不是王学谦，但是副元的身份肯定是要给的，孙大先生的年纪和王学谦能比吗？加上王学谦的实力和控制的财富，架空孙大先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算王学谦什么也不做，干耗着比谁活得长，也能耗死孙大先生了。

到时候，新三民主义这套新出炉的‘国党’终极目标，是否还能不折不扣作为一块先进思想的遮羞布，都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不管‘国党’内的智囊也好，管理地方的好手也罢，都非常心虚的是。王学谦在这方面的能力要比他们强大的多，甚至是要需要仰望的存在。

因为王学谦那套太好用了，也太实用了，所以将来‘新三民主义’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就存了疑问？

宋子文走后，广州‘国党’高层的担心再一步步的加深，甚至能跟孙大先生说上话的人也纷纷拜访观音山大总统府邸，请求孙大先生不要过于盲目的和浙军联盟。这一点，孙大先生虽然做事有点冲动，但是长期的政坛沉浮他会看不出吗？

张静江当年为什么会煽动在浙军内部的‘国党’成员暴动？陈仪的失败又预示着什么？

就是因为担心，王学谦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北洋军阀的威胁。因为这不是谁驱赶谁的问题，而是谁吞并谁的问题。在浙军并不强大的时候，‘国党’可以稳坐钓鱼台，因为他们将扮演一个猎食者的角色。王学谦和‘国党’的联合，最后吃亏的只能是王学谦和其控制的浙系。可是当王学谦有能力攻克福州，彻底拿下南方两个省份的那一刻，连张静江这样的人都已经坐不住了，‘国党’内部恐慌的情绪可想而知。

可以说，张静江当初煽动陈仪等人兵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脑袋一热，而是获得‘整个’国党支持的计划。

只不过最后失败了，背锅的就成了张静江一个人。

这也是为什么孙大先生在张静江频繁出‘昏招’之后，还对张静江信赖有加的原因。

只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才会认为那是张静江想要出风头，立大功，最后让‘国党’在浙江损失了大量的实力。以至于在浙江倾向于‘国党’，或者是‘国党’重点培养的人才损失殆尽。王学谦可以容忍张静江的挑衅行为，可对于穿上了浙军军装的那些兵变者可没有那么好的脾气了。结果张静江不但背了祸害盟友的罪名，还要承受那些被他牵连的‘国党’成员的怒火。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是没有人会忘记，‘国党’在煽动浙江兵变之后王学谦的反应。

吸纳了广州海军的主力舰队叛军，就是狠狠地打了‘国党’的一记耳光，之后更是重用陈炯明，让双方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这个时候想要缓和关系，对于很多‘国党’的重要成员来说是想不通的，因为上赶的买卖不是买卖，而是贱卖。‘国党’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换回王学谦的‘谅解’，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而孙大先生不管是面对谁，都直说一句话，就连他非常信任的张静江也是如此：“浙江这些年展很快，我是去考察的。”

这话能够堵住不少人的嘴巴，但是无法让内部人员的担忧释怀。反而加深了他们的隐忧，甚至苏联顾问也有过类似的询问。但顾问毕竟是顾问，不能多加干涉，不然就要引起主人的不快了。

不管怎么说，宋子文在阔别了上海一年多之后，再次回到了熟悉的上海。

回到了西摩路上的家里。

吃着最符合自己胃口的饭菜，听着母亲的唠叨，感觉上海的空气都要比广州清新不少。说心里话，他很不喜欢‘国党’内部的争斗，就像是一个破落户，不孝子女不想着将家族重塑辉煌，却一门心思想要分家产，当老大。

这种念头在广州军队里有，政坛也有，以前海军规模比较大的时候，海军内部更加复杂。

他不明白，就这么点家当，值当打的鼻青脸肿的，就为了自己多拿点东西？要知道，政坛不是分家，分好是谁的就是谁的，自己没有实力，最后对手派着军队打过来，谁都别想拿走什么。土地不会走，百姓也不会走，这些都带不走，除了捞钱还能干什么？

有时候连宋子文都会怀疑，只有信仰的政府，是否有存在的可能？

因为他看到了太多的官场习惯在广州出现，按理说，广东是一个富庶的省份，临时政府的存在在开销上并不会太大。可是税收征收之艰难，几乎难以想象。军队自作主张，在驻地周围征收税赋的事情屡禁不止。他这个大管家的日子也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