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对当兵的来说不新鲜，军法严苛是中古军队的特点。“17禁54斩”源远流长，几乎无一不可“斩”。即使是戚继光这样驭军有方的名将，军令亦十分严苛的。

不过，军纪严苛和能不能执行是两码事。特别是他们收编的珠三角一带的明军，在明末算是承平日久的部队，不可避免染上“疲惰”。还有不少人其实是卫所出身，并未当过营兵，说是士兵，其实就是农民。

这一番铿锵有力，杀气腾腾的宣读训令，立马就让不少泥腿子出身的士兵“股栗”。

不过对杨二东这样久在行伍的人来说，这道训令并无特殊之处。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澳洲人的训令比大明的军法要简单些，甚至还柔和些。毕竟整个训令都不提一个“斩”字。要在官军中，每次宣扬军纪，少不得都要加一个血淋淋的“杀”或者“斩”。为了给士兵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类场合一般都还要当场斩杀几个倒霉蛋，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出来给大伙看。

训话完毕，开始正式操练。

这个国民军大队里的多数人已经在香港接受过大约两周的整训。不过这两周的整训时间内还包括了体检、政治教育、体能锻炼和基本纪律养成，实际用于操练的时间并不多。这样的军队别说去打仗，就是守城钱多都不放心，有些心急火燎

钱多当下将国民军大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香港接受过两周整训的士兵，他们已经初步接受过纪律养成和队列训练，所以训练的重点在战术养成上，包括火器射击、冷兵器格斗和战斗队形变幻。

至于那些出前才临时征的兵丁和在梧州本地招募来的，那就得从头开始了。

队伍分成两部分，各自赶去操场开始训练。操练的时候以个中队为单位，每个中队按照一比十的比例配备十名教官。教官全部是伏波军的上等兵和军士。作战经验不说有多丰富，至少在部队里待了两年以上，各种条令、队列早就被训的滚瓜烂熟了。

杨二东因为是在本地招募的降丁，自然就被列入了“全训新兵”的队伍。

训练的内容先是队列，每个人记住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集合的时候迅速列队――这个不断太难：记好前后左右的人很快便能站好。接着教官开始操练“立正”“向右看齐”等几个简单口令后，就再没出新的指令，只是背着手、攥着三尺长的白坯木的军棍，一小队为单位绕着转圈。有人探头探脑、动手挠痒痒，立刻就挨了一棍。

“没听到新口令，谁都不准动！”教官们凶相毕露，挥舞着棍子喊道。给伪明当过兵的人管这一套叫“杀威棒”，为的就是教这帮乌合之众听话。

这一站就是一个小时。中间敢动的每人都挨了一棍。有人体质虚弱的，站着站着就弯着腰吐了一地，回头也挨了一棍；还有人站得久了捱不住，向教官求饶，结果被揍到不敢说话抱头鼠窜，又被一顿乱棍揍回了队列里死撑着才算完，只有那些晕倒的人才能免于挨揍――拖到一边兜头浇上一盆冷水。

杨二东“见多识广”，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澳洲人是“来真得”，连偷眼去看都不敢，只能任由惨叫左耳进右耳出。半个时辰后，这场酷刑才算结束。

休息了半炷香的功夫，紧接着又是“立正”，教官们指派了临时的小队长和士官，让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他们的脸，教了如何敬礼后抻着自己的肩章宣布：以后见到带臂章的人，不敬礼者统统十军棍、罚蹲两小时。这回一直站到了晚饭才解散，表现最差的小队全中队还要继续站到午饭结束，等大家吃完才准吃饭。

午饭是在操场上吃的，白米饭和杂烩菜糊管够。这杂烩菜糊是用大铁皮桶一桶一桶的挑到操场上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就是看上去实在没什么胃口。杨二东闭着眼睛吃一口：味道倒还不错，感觉里面有荤腥――到底有什么，谁也吃不出来。

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之后又开始下午的训练。下午的训练又是队列训练――这时候考验才真正开始：教官们说的都是“新话”，而士兵们各操方言，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通用语言的话，那就是广州官话了。

除了少数“见多识广”的士兵――比如杨二东，他听得懂“官话”，所以这“新话”勉强也能听个六七成――大多数士兵听到“新话”就和外语的差不多。

这么一来，下午的操练就成为一种残酷的听力训练了。教官们只用新话号施令，最多有一些肢体命令，一旦领会错误就会被军棍进行“精神注入”。

口令即听不明白，条令规矩多得要命，虽说有《军人手册》，但是多数士兵目不识丁，根本记不过来。于是训练场上便动不动挨揍，一边被揍还得一边大声重复自己的罪名――还得用新话念，念的不标准也得挨揍。被揍得多了大家也归纳出了经验来。总的来说，凡是没被命令去做的，就通通都不准做，谁要做了就要挨军棍。

晚上回到宿舍――新训中队的宿舍就设在“三总府”里，空的厅堂里铺上干草，遮风又避雨。对于常年风餐露宿的丘八来说算是不错的住宿了――所有人的腿都僵硬地回不过弯来，身上更是到处都疼。一个个勉强爬到草铺上休息。

“这一天挨的揍，比二十年挨的揍合起来都多……”李普惇慢慢的挪着坐在草垫上，龇牙咧嘴的抱怨道。他亦是梧州的降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