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祸（一）

---玄都观的桃花

本来想写个长篇，但在写过一万字后憣然醒悟：好吧，我承认，要在一篇文章内塞完我想塞的全部内容，实在是个太过自大的狂想。

所以，拟想中的长文，变成了一系列中短文，当然，这样也带来一大好处，就是我可以抛开原来对主题和篇幅的顾忌，肆无忌惮的东拉西扯，或者说跑题……至于这个系列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嗯，相信我，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太平记会写完的，这个系列也一定会写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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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为了要把标题都凑成两个字才起名叫“文祸”，在我的概念里，“文祸”和“文字狱”本来就是两回事，其区别，大致可以用“无中生有”和“防微杜渐”这两个词来形容。

所以，虽然一直被很多朋友骂，我还是始终坚持说：对“文字狱”，对那些“防微杜渐”的重案，如唐之桃柳，清之吕曾，我固然反感，却并非不能理解，而对那些为死狱者而的呼号，我也常常以为无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求仁得仁，又有何辜？只是在对“文祸”，对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如汉之种豆、宋之车盖，我才一向都抱着最高的憎恶与敌意。

至于“文祸”与“文字狱”的区别……嗯，向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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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梅》

“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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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年间，国辱土丧，文坛乃兴慷慨激越之风，个中魁，当然是“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辛稼轩，其余代表人物，前期，有“此生谁料，心在天外，身老沧州”的陆放翁，有“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的张于湖，有“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陈龙川，后期，则有“总不涉闺情春怨”的刘后村，有“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陈龟峰，有“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的刘须溪……等等，皆一时豪杰，虽终天倾难挽，但比诸南陈南唐南明时把靡靡之音亡国之调唱成主旋律的末日狂欢，也足证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的名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千载成败万古争，苟世异时移，作街谈巷议，不过留得此名。

上面那诗的作者，就是刘后村，他初名灼，后名克庄，字潜夫，号后村，有《后村先生长短句》传世，在后期的辛派文人中，以其成就第一。

说起来，在他的作品中，《访梅》的知名度实在很小，“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的自况，“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的豪放，以及“总不涉闺情春怨”的创作态度，都更为人熟悉。之所以特意把它选出来，是因为，这诗短短二十八字，却包含了三段因文生祸的故事。第一句，是中唐刘梦得之“玄都桃花”，其时代背景为永贞革新，第二句，是盛唐李长源之“东门柳”，其时代背景为杨国忠的得势，第三第四句，则是在说作者自己，其背景，是南宋史弥远的专权。

今天，我们只讨论第一句。

---“梦得因桃数左迁”。

梦得，就是刘禹锡(字梦得)，他是中唐时期大活跃的诗人，与白乐天韩退之柳子厚处于同一时代，是“永贞革新”中的重要人物，时人论及革新人物，有所谓“二王刘柳”，“刘”就是刘禹锡，名在王伾王叔文之后，柳宗元之前。

（当然，这个缩写本身的来历倒是不大光彩，后面再细说。）

要说“永贞革新”，得从“安史之乱”说起。

李唐开国，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历经武周成功建立我国历史上仅有的女性政权和挫败掉韦后再次建立女性政权的努力，终于迎来了唯一能够凌驾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之治”之上，能够被各代史学家们共许为“盛世”的金色时代：由唐玄宗李隆基及众多极为优秀的人才们戮力同心创建的“开元盛世”。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可惜，正如历史中不止一次上演过的，惊天巨人，建功不世，举目无敌，于是稍以自娱，于是躯倦厌政……但，在这过程中，巨人，或者说曾经的巨人，却仍有着最强的信心，有着无敌的自负，那使他的眼蒙蔽，使他看不到万里长堤上，已开始出现了隐隐绰绰的沙眼。

于是。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史之乱的影响，大致可以比成小铁在孤峰之战中被下的毒药：不能“毒死你”，却能“毒到你死”。它没有终结唐王朝，却为唐王朝种下两大死疾：藩镇自专，宦官干政。从此以后，历代唐皇帝及政治精英们，无不殚精竭虑，想要控制甚至是治愈这两项顽症，却均告失败。最终，大家只有无奈的拥抱在一起，沿着那不仅越来越滑，更兼越来越陡的斜坡，翻滚着，跌撞着，摔向中国历史上两大黑暗时期之一的“残唐五代”。

（残唐五代的内容和本篇主题相去已远，这里不再展开，有关内容，在《文祸--人生识字忧患始》中，会有更详尽的介绍。）

永贞革新，正是唐王朝的精英集团们打击藩镇、宦官，力图复权于上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肃宗之后，是代宗，代宗之后，是德宗。德宗身故后，当了二十年太子的顺宗起用王伾诸人，力行新政。从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得到全体皇族和士人支持的好事，但很遗憾，由于先天存在的诸多重大缺陷（在决策层，顺宗继位时就已中风，口不能言，在执行层，二王均非正人，尤其王叔文，常被指摘为有唐一代朋党之乱的始作俑者），永贞革新并未能团结起所有应该团结的力量，反而先激起了皇族间的内斗和朝臣间的恶斗，仅半年便告失败，顺宗被他儿子按照大唐开国以来的传统，升级作了太上皇，“二王刘柳”中，王伾忧愤而死，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外放连州刺史，未两月，再迁朗州司马（同期，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初中课本有选的《小石潭记》，就成文于这一时期。）并且，斥诏中还大书昭然“虽后更赦令不得原！”，可以说，从理论上来讲，除非宪宗早亡，他们的政治生命已到此结束。

在大唐放逐的疆界中，朗州（今湖南常德）已算是最外围区域之一，与其接壤的地方甚至还未行王化，即所谓“不毛”（说起来，那个“不毛之地”倒真是大大有名……“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

值得在这里指出的是，刘禹锡，乃至永贞群臣的流放，倒也算是种瓜得瓜，他们在当时得令的时候，表现的并不好，时人议论，以为王怌跋扈，叔文阴结，就算刘禹锡，也有过因为别人稍不亲附就斥流远藩的记录，新唐书记为“凡所进退，视爱怒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已嚣张到了让人在背后都不敢提名字的地步……所谓“行得春风有夏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失势后的遭遇，应该不算是一种意外。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批人员又的确有其能力在，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后，帝京当中，终于还是飞出了返京的恩诏。

……斯时，为元和十年，距离刘禹锡的外放，已经十年了。

十年啊……对镜抚膺不忍叹，人生几得再十年？特别是对于一个曾经登上云端，曾经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这远涉山水间的十年，一定有很多刻骨铭心的东西，一定有很多孤夜残漏的领悟。

（不过，从后来生的事情来看，他或者有所领，却并未有所悟，当然，这是后话了。）

回到刘禹锡身上来，公平的说，他被召还时的前景并不错，“欲任南省郎”。

南省，就是尚书省，唐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尚书省的地理位置在三省最南端，故时人名之“南省”，后来宋袭唐制，也是这样称呼。南省郎是简称，即南省侍郎，从级别来说，是四品（刘禹锡当年在永贞革新时位监察御史，只是正八品），从含权量来说，可以算宰相助理，是有里子有面子的一个好位置。

不过，他没能上任，因为……桃花。当时，京中有一座道观，叫玄都观，因为道士很会种桃花，成了著名的社交场所，整天里冠盖云集，热闹的紧。

话说唐宋时期，社会上的文化气氛不要太浓，但凡有头有脸的人物，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时，没好衣服可以穿布的，没马可以骑驴甚至自个儿安步以当车去，大家都不在乎。可要去了玩了却不写诗填个词什么的，那，连家里人隔天出门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明白，刘禹锡跑去看花，肯定是要写诗的。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要说，这诗也没什么，大实话，他都走十年了，这些树指定是他走以后才栽的啊，可凡事架不住琢磨，让有心人一听一想，这事就麻烦了。

“尽是刘郎去后栽”……您这儿话中有话吧？

“紫陌红尘”这个词的指向意味，是非常浓的，即今日之“大红大紫”的源头，唐人所谓“朱紫富贵”，正是官绶颜色，有此四字，有心人硬说他是冲官场中人来的，那是一点都没法分辨。

说到对这段文案的评价，套路之一，是“在这诗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刘禹锡作为改革派重要人员的坚定立场，展现了对保守派豪不保留的蔑视以及锐意改革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因此，他受到了保守派（也有书作“顽固派”）的敌视和更进一步的打击……”等等，虽然这大致是在“河殇流”甚嚣尘上的年代里写出来的，可到了今天，好象也还是这样没变。

这样说对不对呢？不能说完全不对，刘禹锡显然是个改革的死硬派，这诗也显然写的很有情绪，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再和他十三年后再次看花时写的另一诗连起来读，就更能看出他的态度真是始终如一。

（十三年后，刘禹锡再被召还，用为主客郎中，可他也真是性子倔，偏又跑去玄都观，一看，哦？现在没花了啊？没花我也写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也就罢了，还自已写个序，叫“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你说，这几句话向外一放，那些当朝的“兔葵燕麦”能待见他么？虽然这次倒没被再赶出京，不过……也的确彻底断绝了自己的仕途。）

但是，如果只分析到这一层，只把过错归结到所谓“保守派”身上，我认为，也是不对的，或者至少是不全对的。

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写诗的是刘禹锡，但翻翻历史书，我们却会看到，被逐贬出京的是一批人，一批，均在十年前被流为远郡司马，刚刚蒙召入京的旧臣，其中有柳宗元、有韩泰，有韩晔……都是永贞革新的干将，“二王八司马”（顺便说一下，这里也算是一个旁证，说明在唐朝时，“王八”还不是骂人的话……）的成员。就算他那诗实在是惹着人烦，可另几位又算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科学中，有个基本原则，若理论不能解释事实，那这理论就一定是错的，放在这里，所谓“保守派”疯狂迫害“改革派”的理论既然不能解释这些事实，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说，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

事实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称呼根本就不合理，若以当年“永贞革新”时的目标来衡量，宪宗年间整顿外藩的成绩堪称斐然，史称“元和中兴”，可以说是王叔文们那时都未必敢有所想象的漂亮。若国家已的确较当年更加强大，若永贞革命者们的理想已在被逐渐践行，那，仍然站在远方，愤怒并继续孤立自我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

请记住，刘禹锡的被召回，并非一个单独的行为，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十年前一齐摔倒的众多同志……这说明了什么？

天子。是天子有意起用新党。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圆各种事实。

当然，从史书上来看，似乎不是这样：各种记载中，皆说是“宰相欲用”，“相爱其才”等等……不过，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

至于这一决策的原因，两个字可以解释……朋党。

永贞革新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拉开了朋党之争的大幕，先是王、武死斗，水火不容，后是牛、李揪打，不相尔汝，如是这般，直至唐亡。

在我而言，很少对一样东西给以完全的负面评价：甚至包括文字狱本身，我也一向主张全面来看，要考虑统治者的立场，但对于“朋党”这东西，我真得是说不出什么好话。

需要说明的是，“政党”和“朋党”是两个东西，虽然，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党的确都有朋党化的趋势，但终究还是要搞清楚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