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意图夺占关中,意图割据,让赵昺有些手忙脚乱,却也并不意外。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蒙元的覆灭,会引一系列的混乱。他原本的对策是坐山观虎斗, 任盘踞在西北和东北的草原诸势力争斗。待中原稳定,蒙元各方旧势力斗的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出兵塞外平定西北,完成统一。
现在汪氏的突变可以说让赵昺的计划出现了变数。而说不意外,因为从历史规律上来看,王朝的更替, 旧有的统治秩序的崩溃,也会引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统一局面也迅速解体, 从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当然这种局面的产生也非一朝一夕产生的,而是早就埋下了伏笔,过去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集体爆出来。现下蒙元政权出现崩溃的迹象,也是因为内部问题长期积郁得不到解决,又逢大宋北伐的胜利,兵临都城之下,遭遇灭国之危的契机,各种矛盾便迅速激化,秩序解体。
赵昺以为蒙元在政治上先出现了严重问题。蒙古的权力继承初期实行‘幼子继承’和‘库里台大会’并行的制度,造成了以后政治上的混乱。
成吉思汗将汗位传给了窝阔台导致幼子继承制被打破,引了后世子孙对汗位不择手段的争夺;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位胜出后,引入汉法,欲采用嫡长继承制,又引了内部的混乱;在其死后真金继位,但在内外压迫下没干几年就一命呜呼,其临终又打破嫡长刚刚实施的嫡长制,传位给幼子铁穆耳。
这些导致蒙古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 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产生混乱。而中央政权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地方,政令往往朝令夕改,当权者年年生变,地方藩王豪强拥兵自立,中央权威几乎不存。且地方旧有权力分配不当的隐患也随之暴露无遗。
蒙元地方行省强的时候可以对抗中央,弱的时候无力镇压内部起义。加上达鲁花赤制度和札鲁忽赤制度,严重影响地方行政效力,地方豪强如盐商、宗族、匪帮等等割据自立,也形成当下地方割据的重要武装力量。
其次蒙元经济政策的缺陷导致了财政崩溃,进而影响到了汗位的稳定,使得草原势力与中央政权间的离心力增加。而忽必烈制定的‘赐赉制度’可谓是罪魁祸。
当初蒙古的政治中心是和林,征战四方劫掠的财物和占据税收极大部分的税赋也输送到此。忽必烈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中原后,库里台大会的主要王公们在留守草原,为了拉拢这些王公贵族,每逢登极、亲政、万寿、徽号、配享、升祔、册立、军功、婚丧等等,不管是哪种名目之下都是要给这些王宫贵胄赏赐。
加之蒙古草原在元朝时期往往都有雪灾、旱灾,为了保持龙兴之地的稳定,元朝几乎每年都要赈济留守族民,保证他们相对富裕的生活。如此极大的加重了朝廷财政负担,而随着江南这个大钱包的丢失,元廷再无力供养草原们的权贵, 赈济族民。吃滑了嘴的人们,突然被断了奶,加剧了本就已生的嫌隙,当然对朝廷和大汗心生不满,也不愿再效忠。
此外就是信仰上的混乱加剧了思想上的分裂。蒙古各部原先信奉的是萨满教长生天,铁木真时期全真道长丘处机七十四岁高龄远赴西域劝说止杀为善,也造就了早期道教在元朝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盛时期。
乃真后信奉佛教,随后引佛道辩经,得胜的佛教成为蒙元主流,一度甚迫使得道之人改信佛教,并焚烧道教经典。而后佛教引红黄教争,又将高层牵扯进教派冲突当中。思想极其的混乱,使得汗位争斗往往牵扯上教派争斗。
大量中亚和阿拉伯人又带进来***教,景教、拜火教、东正教、犹太教、摩尼教、湿婆教都大量传播,教派管理却是一片混乱。元朝中央一直犹犹豫豫,时而给与合法地位甚至封赏,时而坚决打压消灭。特别是儒家也被元朝政府视为宗教,管理模式参考佛教。孔子的地位上升了,但儒生地位大大下降。
蒙元因为采用怯薛入朝和官吏互通的选官制度,官员大多数没有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上很难有所觉悟。汉地所有的天下为公一类思想在官员中并没有多少影响力,间接造成官员素质的下降。而儒家致仕之途断开,大量人才囤积在地方豪强当中,又间接造成人才流失,地方势力做大等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