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的话说的很明白,就是什么至于深入漠北、封狼居胥的战争,在后人观感上说,这种深入草原核心地带,随后封狼居胥、犁庭扫穴的全面战争,堪称酣畅淋漓。但成本也高得离谱,即便受降看似兵不血刃,给其的赏赐也会让国库为之一空。
所以这种不计代价的对攻战术虽然看着爽,实际运作中的人力物力消耗过于离谱,其成本更是高得超乎想象。且从实际结果看,可谓效果有限代价沉重,并可能会因此引经济危机,导致国家内部矛盾加深,从而引内乱。
作为现代人的赵昺当然更清楚任何时候,全面战争都是最烧钱的政治行动,即便是现代军力和财力顶尖的超级大国也承受不起。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已经不是解决国家之间矛盾的主要手段,分化瓦解、缔结联盟,采用经济手段进行制裁,外交斡旋成为了主流。
在历史上其实历朝历代也不乏有成功的先例。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组织程度往往较低,这就给分化瓦解的战略留下了充足的运作空间。西汉末期和东汉前期对匈奴,隋唐对强盛期突厥,康熙时代对蒙古高原,都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
可以说,比起花钱买和平的受制于人、全面战争的惊人成本,这种分化瓦解策略效果最佳,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博弈最成功的案例都来自于此。当然也有翻车的,譬如北宋末年对金人的奇葩外交,本质上就属于失败的分化瓦解策略。那么,这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哪?
赵昺很明白打铁还得自身硬,分化瓦解敌手虽然离不开高水平的实际运作,但成功的实行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策略的实施方本身实力足够强大。
先,中原王朝自身的实力必须足够强大。匈奴分裂前的国力同汉朝相差甚远,隋唐作为中原大分裂结束后的统一王朝,实力并不比极盛期的突厥差。至于康熙时代的清朝,早在皇太极时代就实际控制了漠南蒙古。正是这些王朝本身的强大,给了他们纵横捭阖、施展外交手腕的底气和空间。
让赵昺郁闷的是自己的列祖列宗只能作为反面典型留世。外交操作奇烂无比,但归根到底,真正烂的是北宋军队,而不是外交手腕。北宋常年压着西夏打的精锐西军,连已经丧失大半领土、犹如丧家之犬的辽军都打不过,自然更不是金军精锐的对手。军事烂成这样再去操弄外交手腕,也难怪沦为笑柄。
其次,对方的集权和组织程度必须较低。汉朝对匈奴、隋唐对突厥施展分化瓦解策略之所以极为有效,是因为西汉末年匈奴已经分裂。隋朝时突厥扩张过快导致名义上的可汗下面山头众多,而唐初分裂后的突厥更在天灾和内战的双重打击下局势一片混乱。
即便是康熙时代,蒙古高原的政治组织退化,属于漠西蒙古的准噶尔入侵属于漠北蒙古的喀尔喀,清朝作为漠南蒙古的共主接受了喀尔喀人的求助,趁这个机会将漠北蒙古也纳入了清朝版图,随后又逐渐吞并了准噶尔控制下的漠西蒙古。
相比之下,作为典型失败案例的北宋末年,北宋相继拉拢了郭药师、张觉等降人,但既不能真正和他们有效合作,又不能对投降过来的人有所担当。而此时金帝国的完颜家族在创业初期精诚团结,根本没有可以外交运作的空间。
不过仅仅一代人之后,金帝国就陷入连续内讧之中,金熙宗时代在全世界历史上血腥和激烈程度都能排上号的多次内乱,还是海陵王完颜亮被弑杀后金帝国陷入的短暂混乱。按说机会难得,让大宋有了操作空间,但由于其入主中原后政权组织度很高,宋朝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
最后,军政天才高超的外交手腕可以事半功倍的达成目标,这里最有名的是裴矩,他周旋在突厥汗国各位大小汗王之间,有效扩大了他们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最终让突厥汗国永久分化为东西两部分,并且其中的每个部分也是诸可汗林立。通过裴矩的天才运作,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突厥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被消除了。
但是天才的挥同样受到国力限制。北宋末年,同样有着让金帝国折服、在金国第一代开国贵族中混得风生水起的北宋外交家马扩,他第一次出使金国时就用惊人的箭术征服了在场的金国贵族,其纵横捭阖的外交天赋一点不比裴矩差,但由于宋军战斗力太差,他的外交天赋完全丧失了意义,最后被迫亲自下场,在河北地区上山打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