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修先生,反对斡脱商人放贷取利,为何也对色目人‘包税’如此抵触,难道朝廷获得充足的税赋,又省去了诸多相关官吏的开支,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吗?”赵昺笑问道。
“商人重利,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何来两全之说!”刘因听南朝皇帝对自己的谏议如此轻描淡写,不由地怒道,“朝廷贪利,商人必然倍之,而所得皆出自百姓,使得民生困苦。”
“朝廷只要加以节制,约束其所为,限制其所得,便可使百姓免受其扰!”赵昺言道。
“呵呵,陛下真是明君啊!”刘因赞道,可谁都听出其中的讥讽之意,“如何加以节制,只怕届时官商蛇鼠一窝,上下勾结,变本加厉的盘剥百姓,能的民不聊生,天下动荡!”
“就只有这些了吗?”赵昺并没有着恼,而是笑着再问道。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不知陛下还想要些什么?”刘因哼声不屑地道,刚对南朝皇帝有的些许好感又顷刻荡然无存了。
“若静修先生认识仅止于此,还是过于浅薄了,让朕有些失望了!”赵昺听罢轻轻摇头似是惋惜地道。
“哦,愿问陛下高见!”刘因有些惊讶,却不服气的梗着脖子道。
刘因的担心其实有些多余,这个问题赵昺早就有所警惕,而近现代社会虽然没有扑买包税这种制度,但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见,在有些方面不过改头换面依然大行其道。而西方学者很早也对包税制有所研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断言,“最残酷的税法,常见于公家收入大部分采用包税制的国家”。这是因为,从长远观点看,包税制既不利于提高税收收入,也不利于减轻百姓负担,而只是将财富集中在包税人手里。
但创立明朝的朱元璋对前朝的评价则是“元以宽纵失国”,这就耐人寻味了,赵昺起初并没有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自然他一个靠技术吃饭的也是没有必要去深究。直到回到此间有了身临其境的体会后,才终于明白其中的深意。
现在流行句话叫做‘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按照赵昺的理解就是脱离现实环境讲道理,其实就是耍流氓。
包税制在蒙元的实施也是有历史背景的。蒙古人出身草原,其本身不善理财,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麾下的铁骑,缔造了蒙元王朝空前广阔的疆域。但这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对如何管理这个庞大帝国的财政简直一无所知。
蒙古开始向外扩张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因此,每到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一份。他们简直不知道有“赋税”这回事,这时色目人出现了。
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除了饮马乳、食羊肉及围猎所得外,手工业品极端缺乏,需要对外交换以满足其生活需要,蒙古贵族还需要一些奢侈品如织金衣料等。而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前,已有不少中亚的回回商人来到大漠南北各地做买卖。
随着蒙古军队的几次“西征”,西域、中亚的广大地区都被纳入版图。因此,有更多的西域色目商人来到东方经商。当时的蒙古贵族还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剥削定居人民,而色目商人凭着“能知城子的体例、道理之故”,顺理成章地充当了他们搜括财富的帮手。
大蒙古国与色目商人搭起的草台班子,他们开始参与管理经济事务。中国传统讲究“重本抑末”。商人没有政治地位,工商业也不受重视。但蒙元的情况就不一样,色目商人当了家,商业税变得相当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