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昺多年的古代生活,他对儒家思想体会就是平和,即所谓的顺势而为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而为什么“一天下”之后,还要“一制度”?
按照赵昺的理解,所谓的‘一天下’,并非前世所认为的一人之天下,或是一族之天下。其实其所指也是分为两个层面的。“一天下”仅仅是初步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一种浅层次的统一;由此继续向前迈进,达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统一,这才是深层次的统一。
“一制度”,简单地说,就是统一制度。而在儒家那里,制度主要指“礼乐刑政”,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典章制度,包括礼仪制度、政治制度、刑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总之,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包括在其中。
赵昺在这个时代,尽管有现代的思维方式和超前科技知识,但思想意思终归还是受到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在流落古代后幼年也要被动学习儒家经典,他尽管对学习儒家经典十分厌烦和抵触,可也被洗脑似的灌输了大量的儒学知识。
在儒学处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下,赵昺学习的同时,也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吸收和消化。他现其实制度是儒家政治学的重要范畴,而非表面上所看到仅是以道德来教化百姓,约束人们的行为,当然这也是他们能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击败诸多学派成为统治阶层的原因。
因为在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其完成统一之际,必须立即着手收拾残破的局面,整合社会,恢复或者重建社会秩序。而天下初定,整合社会既靠政令,尤靠制度。这是因为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社会秩序是由制度安排的。
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同一标竿、同一尺度。制度本身有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制度的标竿、尺度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划一的。因此,以制度整合社会,安排社会秩序,能够维持社会的大致公平,并保持其一贯性,从而也就能够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所以“一天下”与“一制度”合起来,才是儒家眼中的真正的“大一统”。且必须从一开始就贯彻执行“一制度”的大政方针,这与现代社会依法治国可以说是相吻合的,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江南儒士如今所思所想与中原儒士大有不同,用之则难免产生冲突,以其让朝堂动荡,当然弃之不用最为简便!”赵昺看向刘因言道。
他明白与制度上的统一,思想的统一是最难的,自己花费了多少精力,又打压了多少士人,得了多少骂名,才勉强让朝廷上的声音趋向统一。而南北儒士不论学术上,还是执政理念上的争执早在大宋开国就没有停止过,甚至数次党争中也有南北之争的影子。
现下南北隔绝二百年,经历了不同的展道路,学术和观念上有着巨大的鸿沟,要想将他们重新整合在一起,其中困难可想而知。当初赵昺想将那些依附于蒙元汉侯的儒士一同除掉,就是欲避免思想混乱产生的内乱生。
“陛下就因此而要断绝了中原儒士的前途,这未免过于武断了吧!”刘因听了缘由皱皱眉道,“外界盛传陛下崇法弃儒,以严刑厉法治国,而不重道德教化,吾尚有疑问,如今面见才知是实。而当下对中原儒士持有偏见,背离儒家正统,也必被民弃之。”
“静修先生此言差矣!”赵昺言道,“《荀子·儒效》有言: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是大儒者也。其早在群雄争霸之事,就已经认识到天下必然一统,‘一制度’才是立国之本,怎能说朕已经背离儒学正统呢!”
“孔圣重仁,孟子重义,用之得以传国。荀子明王道,倡礼、法,而李斯以其所学乱天下,乃至秦二世而终。”刘因反驳道。
“始皇虽被后人视为暴君,不知攻守异数。但是其知天下一统‘一制度’的重要性,其实施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推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等,却是维护大一统行之有效之策。”赵昺喝口茶,递给刘因块点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