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宋太祖基于自身的政治基本盘选定“重文轻武”的道路,本是无可厚非。但除了得到君主青睐的士大夫集团、在国家制度框架上形成对武将阶层的压制外,更凭借着对舆论的掌控,树立起一个又一个“文臣知兵”的形象,一点点从根本上瓦解了武将集团的自信。
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所谓“好男不当兵,好贴不打钉”。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
但世道好轮回,大宋武将集团的衰落,终究导致了国家危机不断,在经历了与辽、金、元三个王朝不断的战争后,终于闹得家破人亡。而报应最终落到了赵昺身上,他不得不以稚童年纪登基,为复宋艰难奋斗。
赵昺十分清楚大宋延续二百多年的重文轻武政策,在战乱时期必须改变,不能让人家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玩命儿,还把人家当孙子。所以他在开府之后便努力扭转这个局面,不仅是体现在待遇上,主要还是政治上,以此来抬高武人的地位。
而要延续改变二百余年的政策谈何容易,‘轻武’的观念早已自上到下深入骨髓,甚至连武人自身都认命的状态下,赵昺的提出‘文武相济’的用人原则,以改变当前的形势。当然要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战争中武将纷纷叛离的状态下。
因此自赵昺登基十余年来,他通过实施文武同阶,削减武阶,军政分开及官制改革等措施,使得武将也可以有机会参与国家决策,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但是每一项改革都会遭到文臣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不想放权给武人集团。
上层官僚尚且抵制,底下执行起来必然也是困难重重。而今天几位只是文官系统最底层的监当官酒后的无心争论,正是文官集团内心的普遍反应,仍有以文御武,篡取军功的心思,老祖宗留下的重文轻武流毒仍难以清除,以致这些小官们的言行仍然时有流露……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朱瑜眼见谢斌在王钦咄咄逼人的言语下难以抵挡,出言帮腔道,“韩、范两位乃是我朝贤相,西夏入寇他们领军讨伐,打得其闻风丧胆,不敢犯界,其能不逊于诸葛孔明!”
“呵呵,他们不提也罢,实在是两个伪君子!”王钦冷笑着道。
“韩、范两位大贤文可治理地方、辅佐君王;武可定国,稳定边疆。这皆是史书有载,百姓爱戴的贤相,王兄怎能妄言诽谤!”谢斌着恼道。
“不要为那些所谓的典籍所迷惑,便说韩琦奉旨抵御西夏进犯,他好大喜功擅改安边之策出兵西夏,又枉顾粮草不济的事实,一意孤行令任福孤军深入。结果中伏兵败,十几万将士葬身好水川,其却诿过于战死疆场的任福,令大宋将士寒心,再无进取之心,他不是伪君子又是何物?”王钦有些激动的反驳道。
“明明是任福好大喜功,韩相在出兵前还特意叮嘱再三,令其: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要知道韩琦三朝为相,乃是后辈读书人的楷模,被王钦如此贬损也按捺不住与其分辨道,“反而是任福小胜几阵,便违背帅令轻敌冒进,以致中伏,不仅自己阵亡,还连累了十几万的将士!”
“真不愧是读书人,巧言令色,歪曲事实都是把好手!”王钦怒道,“韩琦此意明明是是特令任将军深入西夏境内之后,能战则战,不能战也不得退兵,若违令即使有功,也将以违抗军令的罪名处斩。而今却被尔等曲解成这样,哪里还有天理。”
“此事早有定论,难道仁宗也昏聩不堪,委过于他人吗?”朱瑜言道。
“呵呵,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王钦听罢,干笑两声,面对此言他不敢再辩,否则便是授人于柄,喝口酒闷声道,“只是不知韩相回军见到沿途阵亡将士妻女兄弟着缟素持故衣,焚烧纸钱为烈士招魂有何感想。”
“你……”朱瑜知道这诗正是谋划了好水川之战的陕西落地士子张元所作,用来讥讽韩琦虽然是科举榜眼,还不如他这个落第举子,其中也有暗讽他们纸上谈兵之意。
“好了,喝酒,何必为陈年旧事扰了兴致!”赵昺见双方剑拔弩张,连忙打圆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