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着呈上来的有关河北、山西和山东的《晴雨录》,赵昺将其中有用的信息摘录出来,一一进行验证,这是个极为繁琐和考验耐心的工作。
要知道二次北伐,宋军才进入河北等地,而事务局的探子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无法准确记录当地的气象资料,有的年份只是一个月生的气象情况,或是从行商和旅人口中获得的某地下了大雨成灾,或是干旱导致土地龟裂,河流断流等等。
另一个方面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即便做了详细记录,同样无法如现代有数字进行客观表述,往往只是微冷、寒冷、需添衣,或是酷热、闷热、甚于往年等,借助体感的概略之词,缺乏具体标准的记录。
这就让赵昺难以对当地气候变化做出精确判断,而这就要借助其它方面的资料,不只是限于当地的天气记录,就还涉及到农业的丰歉,物价涨落、灾害的大小,甚至当地流行的民间谚语,来进行推断。而此次引起他的警觉,就是因为地志中几句俗语。
徐宏看陛下进入工作状态,也不宜再详问,因此也就有给皇帝加了个烛台,剪了烛芯,让屋里更加亮堂些。而后悄悄的退出了皇帝寝室,虚掩上门,叮嘱了两句值守的侍卫,才到隔壁的房间和衣躺下。他也要抓紧一切时间休息,因为皇帝的精力太过旺盛了,否则是真熬不过其。
赵昺要将各种记述分别按照地域誊摘到纸上,然后再加以分析,而做完初步工作,外边传来更鼓声,已经是丑时了。他揉揉有些酸涩的眼睛叹口气,本想一气呵成分析出初步结果,但是也觉得疲惫了,而明天还要继续行军,想想还是吹熄了烛火,睡上一会儿。
但是刚刚用过脑子,一时间哪里又睡得着,赵昺回想着刚刚自己做的事情突然笑了。按照制度,他刚刚书写的文字都会记入档案留存起来,若是有幸能存留到现代让后人现,自己是不是又要多一个‘气象学家’的名头。
要知道古代社会虽然早就出现了相关气象记录,但是就如让自己感到困顿的一样皆是只言片语的记述,根本不成体系。而他还记的前世中的科学家为了了解古代气候变迁,不得不借助古代的诗词有关描写来做出判断。
而具赵昺所知古时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也关心地方雨水情况,但是雨水上报主要还是看皇帝个人需求,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而真正的雨泽奏报制度是产生在清代。
清代皇帝深知雨水情况与农业收成、地方治乱的关系,因此他们对雨水情况十分上心,便将前代气象呈报的做法加以变革,推出雨泽奏报制度。各直省需进行气候,尤其是雨雪的测量,并逐级上呈朝廷。
有学者指出,清代的雨泽奏报制度应端于康熙时期,因为其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农业的关注,“农事为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时,庶春耕不误,秋成可望。”而具推断苏州织造李煦是此事的最早端者,其上呈的“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可以看作是雨泽奏报制度的开端。
不过事实上,李煦除了奏折外,还向皇帝呈报了另一种气候记录——“晴雨录”,一种更为细致的气象记录。“晴雨录”需要人们日夜值班,把十二个时辰的天气都详细加以记录。晴、阴、雷、雨、雪、雾和风向等情形都需要被记录在晴雨录中。
清代的雨水、收成、粮价又有相应的奏报制度,这些数据合而为一,形成了庞大的“清代农业数据信息系统”。使得清代官员上报的雨雪数据在当代也是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它们的存在,为史学研究者探寻清代气候变化规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赵昺这个穿越者当初可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而只是单纯的想保命。要知道他当初到了这个世界,正是‘海上行朝’时期,面对变幻难测的大海,稍有不慎就要葬身大海之中,加之海上行船与风浪变化息息相关,甚至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他也就被动的‘关心’起气象情况。
也就是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赵昺建立起气象观测组织,开始是隶属于水军,测定方式也极为简单,工具更是简陋。但随着在琼州站稳脚,他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民事,而缺粮一直是行朝最大的问题,在外购粮食时就要考虑哪些地方丰歉,粮价低廉。
于是乎事务局的探子在收集蒙元军政和经济信息的时候,又多了个收集气象资料的任务,如此可以让他们了解哪里风调雨顺,粮食价格较低,然后有目的的遣人去收购,再辗转运回琼州,其实说到底都是缺钱闹的。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有组织的气象和水情观测体系逐步形成,晴雨奏报得以制度化。但是观测手段还是十分落后,主要缺乏标准和仪器,结果自然谈不上精准,更难以实现准确的预报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