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争成本的考虑一直也是赵昺的心中头等大事,而且伴随他多年。可以说每一仗除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外,就是要考虑成本,一仗下来是不是赔本,所得的收益有多大,自己能否承受。
起初赵昺这种焦虑还是比较小的,当初只是为了活命,一切都是以生存下去为最高利益,战争成本那就不需做过多的考虑,只是为了能够明天还活着。后来在琼州站稳了脚跟,就需要考虑成本了,因为要考虑政治需要,但那时压力也比较小,毕竟他们战略上处于守势,又依托本土作战。
但是进入江南后就不行了,先军队进行大幅度扩编,军费开支不是成倍的增长,而是成几何性增加。再者每一次大战动辄用兵十数万,消耗巨大。他动战争就要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且要对战争的烈度、持续时间做全方面的衡量,甚至政治上都要为其妥协。
可是游牧民族对于战争的考虑就很简单,打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无本买卖,基本上是有赚无赔。要问赵昺怎么知道,就是上辈子知道的,这辈子明白的。
先,辉煌时期的游牧民族,究竟有多大的军事实力。汉初极盛时期的匈奴,号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在白登山之战中,汉人估计,匈奴动员了三、四十万骑兵。鲜卑早期,在檀石槐时代“称兵十万”“控弦十余万骑”,便足为中国患。
拓跋鲜卑在力微时崛起,有“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后世逐渐展到“控弦骑士四十余万”。当然,这些数据只能说明游牧民族的全部战争潜力,并非实际动用兵力,因为在战争中,游牧民族领通常身边仅有几万骑兵。
拓跋鲜卑与后燕参合陂之战时,主力不过两万骑兵;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总兵力也只有十余万骑。这样的军事力量,成本是多少呢?可以说便宜到极点。游牧民族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了酋长几乎不用去操什么心,更不用自己掏腰包。
赵昺曾获得过一份蒙古早期来自西方人的笔记,里边曾经记叙过蒙古人初起时的生活方式。蒙古人的生存几乎不依靠粮食,他们靠捕猎野兽或是宰杀自己牧养的牲畜为食。他们对食物相当节俭也不挑剔。
这些西方人来到大草原时,有些随员竟被蒙古人饿惨了,据说蒙古人‘节约’到这样的地步:招待一百位客人,也只是宰一头小猪。他们吃下自己的那份配给后,才被告知那可是十三顿饭的分量!蒙古人自己,早晨喝一小杯稗子粥便可以熬过一天,饿他两天还能欢快地唱歌儿。
而在在战争中,他们吃得更是简单。如果饿了,可以在自己的马儿身上打主意,经过拼命奔跑的马儿,马蹄部都会极度充血,蒙古人在马蹄部位放血,吸吮一点血液充饥。如果马群里有母马,他还可以用马奶改善一下生活。
所以在战争中,蒙古人每个人都携带多匹战马,既可以不断轮乘以保存马的体力,也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储备。以这种方式,他们可以不停息地作战十天左右。当然这其中有西方人的偏见和片面的感观,可以赵昺所知打个对折还是可以接受的,成本同样很低。
再看骑兵和步兵各自的战斗效能。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角逐的战场,通常是在蒙古草原或是华北平原,这是对游牧骑兵极其有利的战斗地域。
唐人的《反经》概略地认为,“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六韬》则算得更清楚,认为平原旷野之战,一个骑兵可以顶得上八个步兵,即便在险要地形上,一个骑兵也仍然可以顶得上四个步兵。
当然赵昺也知道这只是个经验化的数据,表现的是一场理想战斗的情况。在更多的实际战例中,骑兵决不会傻傻地等着慢腾腾的步兵全部集中好才向他们动进攻,他们常会抓住先机,各个击破分散的步兵部队。所以说一支几乎不用为后勤保障操心的游牧骑兵,拥有步兵无法比拟的高机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