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并没有点石成金的能力,财政收入一直也是延续前朝的做法,不外乎仍是农税、商税和官营专卖。但是因为在重新复国后,为了稳定人心,在许多地区实施减免税赋的政策。而减免后朝廷仍要维持运转的各种开支仍然不会少,所以说朝廷开支反而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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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用抄没的财产渡过了初入江南最困难的时期,可很快就起了北伐,不仅败光了朝廷的积蓄,还使得财政出现了赤字,让他的小金库都是一空,并又在两淮欠了一屁股帐。因而这几年当下朝廷的主要收入来自专卖和商税,其中来自海贸的关税和贸易差又占了大头,约占了总收入的四成强,其次就是盐税。
去岁赵昺的内库来自海贸的收入是三千万贯,那么朝廷关税和商税收入大概也不会少于此数。而今收复江南三年减免税赋期限已满,那么今年的农税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这么算起来,朝廷今年财政上会宽松些,但是按照赵昺的计划尚不够花。
让赵郁闷其实并不仅在于此,而是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若究其根源就是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上。先就是人口,大宋现在有人口在三千余万,看似不少,可与现代相比甚至都不如四川人多,可以想见人口是多么稀疏。
问题古代社会生产力还低下,粮食产量不高,为了弥补由此产生的效率低下。这就要大部分人投入农业生产,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如此一来大多数人口就就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现在由于海贸的兴盛,使很多人将资金和人力投入其中,或直接买船出海,或是投入商品的生产,人口的分流又将导致出现了土地撂荒的现象。
另一个方面是矿产生产,尤其是铜铁的生产无法满足需要。当下的铁产量以万斤计,这与现代以万吨为计算标准,简直是云泥之别。而现在武器、船舶及新机械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钢铁,这又与民生展产生了冲突,使得难以两头兼顾。
再有减免税赋,动用财政资金从百姓手中买粮、买劳动力,在消耗了国家大部财力的同时,也让百姓的手中有了些余钱。而同样刺激民间消费的增加,这使得商品供需矛盾加剧,又产生了物价上涨的动力与朝廷增税的需求。
今春之后,已经有朝臣上奏要减少武器制造,以减少资源和资金的占用,向民生方面倾斜。并以为农为百业之本,要求抑制工商,减少从事农业人口的流失,防止动摇国之根本。
赵昺知道这是经济展带来的必然矛盾,但是战争的阴云又始终弥漫不散。减少对军事的投入,展民生,必然会导致武器更新放缓,战备能力下降。而抑制工商,则会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支付能力下降,不得不增加农税,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走回了老路。
要解决这个矛盾,赵昺知道就是展科技,提高生产效率,以解放更多的生产力。但是这个科技薄弱的时代,短时间内让科技出现飞跃式的展,基本是做梦,这需要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知识积累及人才的培养才能做到的,正所谓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甘蔗没有两头甜,既要保证民生,又要积极备战,因此赵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而今之际,要么将资源向军事方面倾斜,以保证在数年后一举灭元;要么就是维持当下与蒙元的和平,集中力量展民生,而灭元战争就只能后延,与虎狼长期共存。
赵昺当然不甘心放弃北伐,他清楚一旦放松备战,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很可能就会陷入当年签订《檀渊之盟》后的境况。臣不思战,军不愿战,民不肯战,导致上下皆不愿意动战争,军备废弛,军队羸弱,永远的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也为亡国埋下了隐患。
但是完全将精力放在军事方面,放弃恢复经济,也就失去了战争动员的基础,无法支撑庞大的消耗,导致半途而废,重新陷入两国对峙的局面。所以如何平衡两方的展,即能保证军备,同时又能保证经济展,保证民生就成了当前非解决的问题……
赵昺考虑良久,定下‘侧重军事,兼顾民生’的方针后,连续召开廷议和堂议,先统一高层的思想,坚定灭元的决心,定下阶段展的方向。而后与众臣商议如何平衡两方的矛盾,经过多次讨论和私下沟通后,终于做出了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