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年底,赵昺的苦日子也就到了,他开始频繁出京祭陵、拜神、祭庙,好在今年修了明堂,祭拜天地和社稷这两项大典可以在京中举行,免去了不少的麻烦。而另一项工作繁重的工作就是接见入京觐见的封疆大吏和外国使节。
当然也有好事,那就是收礼纳贡。这个并非赵昺独创,据《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只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历史中遗留下来的传统,简单的说就是凡一方之土特产,要将最新、最好的向朝廷交纳,供皇族使用,属称之为贡赋。
国朝贡制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三种进贡行为:一、朝贡,朝贡是别国向中国进贡,这一行为体现了华夏传统里的外交关系。二、常贡、例贡,是指地方向朝廷进献的贡品以及对贡品品种、数量和时间的制定。三、个人官员的进献。
常贡很好理解,下之所供为贡,上之所取为赋。就是各地将一地“所生异物”,也就是特产之物,无偿贡献给皇室使用。而赵昺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种常税之外,皇家变相加收的赋。而上贡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上至金银珠宝,珍禽异兽,下至鸡鸭、灯草,皆是能满足皇室精神上和物质上所需的东西。
不过赵昺知道贡赋对于地方和百姓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精力,也耗费了无数的财力。所以他是能减就减,但是并没有免除,因为他坐上了这把椅子后就能理解其中的奥义了,这些贡赋大多不值什么钱,却是态度问题,否则历史上也不会因为属国不纳贡而爆那么多战争了。
至于个人官员的进献,其实在历史上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但为了讨好皇帝,前去进贡的皇帝也越来越多,人一多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性,到后来,官员进贡也需要资格,但史料并没有记载,所以不知道各个时期,到底要多少品级的官员才能够有资格进贡圣上。
赵昺作为现代人,自然清楚官员个人绝不会掏自己腰包给自己送东西的。而钱的来源无非就是几个地方,一是地方官员所谓的公费,这些钱除了其私只用外,也会有一部分变相流回皇帝的口袋;二是地方官员将这笔费用设法变成公费,由地方财政报销;第三就是打着向皇帝进贡的招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加派给商家。
官员之所以耗费巨资来筹办贡品,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讨好皇帝,联络联络君臣感情,表达自己对皇家的忠心,以此来获取皇帝的宠信。因而官员们在进贡物品时,都会进行夸大其词,而目的也不言自明。
这几种方式,赵昺知道都是孳生腐败的根源,因此他一直拒收官员的进献,当然皇帝也是人,不可能是孤家寡人,也是有人情的。所以不可能对所有人拒收,不过能有资格向他进献的人也只限于那些‘属下’,而他所收之物,也多是技巧之物、书籍游记及些不值钱的‘稀罕物’,且不准他们动用公帑,事后也会进行补偿。
最让赵昺闹心的其实就是朝贡贸易,早先他们亡命天涯,躲在琼州弹丸之地,过去的藩属国自然是有多远躲多远。他还记得自己登基后的第一次新年大朝会,臣僚们还寻来些俚族人及外商充数,以显示‘天朝’大国的威望,想想都是笑话。
此后,赵昺拒绝再搞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直至收复江南后,随着海贸的展,才有小猫两三只前来朝贡。但其目的也并不纯,我们都知道朝贡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实行了几千年,从远古时期的周朝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权时期的清朝。在实行这么长时间中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体上没有大变。
中国古代皇权对朝鲜、越南这样的藩属国进行“册封与赏赐“,而这些藩属国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的王朝“称臣与进贡“这便就是中国的朝贡制度。但在现代社会对这种进贡制度都是以批评的声音居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负面评价基本上也是出于以下两种理由:
第一种理由是外国人出来的牢骚。当他们不辞辛苦的来中国时,觉得中国对待其他的国家在地位上有些太不平等了,你是大国不假,但我是小国也是国啊,大家坐下来好好地平等对话不行吗?为什么见到中国的皇帝就非要下跪呢?为什么我给你带点礼物,你们非要把它曲解成是小国对大国的“进贡“?为什么你对我的回礼,就非说成是大国对小国的“恩赐“呢?分明就是你们以大欺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