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赵昺对于此次风波依然不敢轻忽,江北乃至中原地区自蒙古灭金以来战乱持续了几十年,导致人口锐减,经济严重消退。而移民充边向来是历朝历代解决边防问题的方式,按说江南地少人多,导致生产关系恶化,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展,前移人口正好可以填补江北的空缺。
可能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江南人口数亿,而土地并没有增加,且工业的展还侵占了大量的耕地,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粮食产量依然可以满足需求。但是不要忘了,古时候生产力低下,又没有现代的农业技术,缺乏完善的水利设施,粮食产量是很低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三十亩地的产出。
移江南之民充实江北之地,从大局来看是为国为民的好事,但是赵昺知道要实现并不容易,否则也不会出现后世朱元璋父子先后动用国家机器实施‘湖广填四川’、‘山西充京畿’的事情生,而这也是为后世诟病的恶政。
以赵昺所知江南人不喜欢江北,不仅仅是要背井离乡,而是存在着十足的偏见,这当然也是从时人的笔记和野史中看到的,尤其是士人们尤甚。他记的不仅是江南士人,东南沿海的士人都对京城风气颇有意见,他们的私人笔记里充满牢骚。
即便对京师也满是不屑,说北京人懒、贪玩、好吃、偷奸耍滑,只会靠着诈骗宫里钱财或挖前朝财宝一夜暴富,随后迅速败家云云。京城妇女更要忍受南方男人的歧视,被挑出了各种缺陷,不适合给外地公务员当老婆。
京师妇人有五不善:馋也,懒也,刁也,淫也,拙也。与此同时,当然不忘追忆南方,尤其是江南女子: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诸方不能敌也。最让南方人惊讶的,是大都市里数量惊人的闲人乞丐,拿到一点钱就赌博,可以把裤子都输光,下场极惨。最终,他们只得感叹: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
依靠这样的都市民,国家怎么能长久?这俨然成为了超越地域的共识。运河边的山东士人也出这等警语: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南方士人力主南迁,一直没有成功过,有一位叫做李塨的大臣南迁未果后,竟痛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完了)!
不过赵昺以为明代的移民政策之所以光受江南士人的不满,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科举和经济问题。
科举优势对官僚群体有着直接影响,,虽然明代为了搞好地域平衡,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煞费苦心,明初江南人在进士总数中比例不高,在明末则稳定在15%以上,在崇祯时期更在20%-30%之间,这个比例实在是不高,但江南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还是无法阻挡。
明初江西士人是科场霸主,到了中期浙江士人后来,到了晚明,南直隶的士人最终登顶。据学者统计,从万历十年至崇祯三年,内阁成员共四十七人,共有三十三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占总人数的七成。
赵昺还听说过一个说法,正是由于明代中期江南士人组阁掌权,才导致了明朝的衰落,直至灭亡。对于此他以为不过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明代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其实只是这个规律的体现罢了。
明朝初期,朱元璋可以利用漕运将江南的财富运到北方,利用科举打压江南士人,使其难以进入权力高层。但是随着明廷对江南经济的依赖越来越重,这种格局终于被打破。
虽说南方人在明代长年受到打击压榨,但到了明朝后期,江南的底气忽然硬了起来。最显著的对比是,开国时期,朝廷可以随意对江南施加重税,漕粮白粮也可劲的往江南人头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国却很难再从江南予取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