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赵昺将译文扔在桌上恨恨地道。
“陛下息怒!”在旁的王德听了心中一惊,他跟谁陛下多年,皇帝很少以此语评价一场战斗,可见他有多么气恼了。
“朕无事!”赵昺摆摆手压下怒火道。
他十分清楚襄樊的战略价值在于其‘七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它之所以重是因为此为三江交汇之地,北面就是南阳盆地,至此直到黄河皆无险可守;南面是江汉平原,直达南岭,东可达长江之尽头,西出汉中进入川陕。
对于南方政权,襄樊失守,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长江天险不再是天险,门户洞开之后便是大片土地是无险可守,直接威胁到都临安。因此在蒙宋之战中襄樊失守后不到一年,宋京西南路的一府八州军,有七个州军全部失陷。
而对于北方政权来说,襄樊失守,则南阳危。南阳危,则黄河之南无凭,河南之地尽失,中原唾手可得。对宋军来说,兵锋可直指大都,侧击可得陕甘,隔断川蜀。如今仅为避水患就轻易放弃樊城,重新为敌所拒,使得襄樊可以得到河南之敌的增援。
张霸舍樊城而驻邓城的举动更是将自己置于三面受敌的险地。至于邓城,赵昺也并不否认其的军事价值,但是其的价值只是体现在战术上的,而对当下宋军攻取襄樊的战略上影响有限。
在宋室南渡之前,邓城其实只是一个樊城外普通的一个村庄。南渡后随着作为京西重镇的襄邓地区不仅成了南宋重要的军事屏障,而且成为宋金对峙的边境地带。绍兴三年,襄邓地区被伪齐将李成所得,刘豫在此建立“大齐”傀儡政权。绍兴四年,岳飞率军一举收复襄阳六郡。
由于南宋对金人入侵的态度采取的是“议和为主”,而襄邓地区被岳家军收复后,金兵一时拿不下襄阳,襄邓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地区,而襄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日渐凸现,“省邓城入襄阳”已是大势所趋。南宋随后将邓城设镇。
但是邓城最终是作为宋金物资交易的互市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商人须纳税、交牙钱、领证明文件,邓城自此人口密集、商贸繁荣。宋朝如此一方面方便了双方的物资交流,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达到“以求和解”。
蒙元爆战争后,襄阳再次成为争夺的焦点,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贪图钱财,收受贿赂上书恢复榷场。从而犯下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错误,他竟然允许蒙古军在樊城外置榷场。于是蒙军很快的就进筑起了堡垒,一下子就断绝了襄阳的粮道。
当时蒙军在襄、樊周围的要害处都设置城寨,汉水上又布满蒙军的战船和铁索,襄阳、樊城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被统统切断。等到吕文德明白过来做了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知道自己误了大事,又气又急,一病不起。也为襄阳失陷埋下了致命的隐患,终在数年后襄阳弹尽粮绝,其弟吕文焕以城降元。
所以邓城只不过是樊城外围的一个前哨阵地,城防设施自然不比樊城坚固,现在又分兵去助伍隆起部攻谷城,若是留守的军队不敌,就又把自己屁股露了出来。且蒙元也只需派出一支精兵监视,邓城守军也不敢妄动,而南阳敌增援部队只需绕过邓城便可直抵樊城。因此对于这种捡芝麻丢西瓜的部署,除了用愚蠢来评价外,赵昺再想不出恰当的词汇。
同样谷城的战略价值在于渡口,夺取此城的目的就是避免在放弃樊城后,使蒙元军队无法通过汉江顺江而下增援襄阳。但目前蒙元京湖水军早在多年前,作为征江南、占城和日本的主力,精锐就被多次抽调,折损不少;又在攻琼州之战中,主力被行朝水军打残。
在宋军收复江南之战中,双方又在鄂州大战,京湖水军几乎损失殆尽,早无当初千帆竞渡,顺江直下江南的威风。而剩下的家底儿早已非宋水军的一合之敌,以致在收复江陵、夷陵的战役中毫无作为。如今他们却将只纸老虎当作真老虎来防备,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
更为让赵昺恼火的是,此战宋军的目的是襄阳,本应集中兵力完成此目标。但是三个军的兵力,有两个军的兵力被无关大局的谷城所牵制,只留一军在主攻方向,岂不是舍本逐末之举。而前时徐无难分析襄阳形势,虽然也未能提出高屋建瓴的建议,赵昺也并无责怪之意。
那是因为徐无难毕竟只担任过统领之职,眼光再为独到,也是有局限性,还不能看的那么远,体会的那么深。但是荆襄诸将,江钲自不必多言,张霸更是从军多年,早就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恐怕比之自己的年岁还要多上几年。可他们仍不能参透,这不能不让他对于他们的指挥水平产生质疑……
“陛下,田琦求见!”这时有小黄门通禀道。
“准!”赵昺压下怒气道。
“事务局三部襄樊站副统领张进拜见陛下!”与田琦一同进来的那个和尚进屋后,施礼道。
“平身!”赵昺抬手让其起身道。
“下官拜见都知!”张进起身后又向王德施礼道。
“张统领辛苦,不必如此!”王德急忙扶住其笑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