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黑如锅底,车外暴雨如瀑,窗门都已关闭,以防风雨侵入。车厢中虽然已经点起了烛火,但赵昺依然感到压抑、气闷。想想这皇帝真不是人干的活,小民只需解决自家的温饱,臣僚只需干好自己份内的事情,而自己却要为整个天下操心,美味佳肴却食不甘味,雕梁画柱却如睡针毡,河山壮美却无暇欣赏,后宫佳丽无数此时却是身单影孤。
“诏令尚书省、并两淮、淮北官员,江汉上游雨水增多,恐下游成患,朕心甚忧。各部务必做好防汛准备,时刻监察水情,排查隐患,整修堤坝,筹措物资。相关省部要派员督查,如有懈怠严惩不贷。一旦成灾,切以保证百姓生命为要,地方官员要迅速组织撤离,并做好赈灾工作。若有必要,可请驻军提供协助!”
赵昺想了想还是放心不下,手写了份诏书,派人以八百里加急转送临安,并尽快下。值守的陈识时立刻重新誊写,加盖行玺后送出。得到回报后,他这才觉得心中稍安,端起桌上的烛台,靠近厢板上张挂的地图前查看,想着如何能迅速攻取襄阳。
按照既定的计划,东西两个集团是齐头并进,互为犄角,在五月酷暑到来之前结束北伐。但是西集团久违襄阳不克,十余万大军在此驻扎了两个多月,而这也给后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湖广转运使林之武已经二次给赵昺上书告急,五月就称湖广路要供应荆襄和川蜀两个战场的军粮,官仓存储的粮食已经行将要告罄,希望陛下督促,早日结束战斗,以缓解湖广方面的压力。
六月林之武又再次上书,请求陛下恩准暂缓将送往朝廷的夏税供应军前,以解燃眉之急。并提及因为荆襄之战久拖不决,征的十数万夫役无法归乡,导致许多田地无法及时播种,今秋减产已成定局。若是战事再次延长,湖广难以再维持,只能从江东调粮入襄。
林之武是赵昺放在湖广的一颗钉子,目的就是让他协调各方,保证荆襄战场的军需、粮饷。而作为自己的心腹,其若非到了非常时候,不会连番叫苦的。这也是赵昺为何非要带上御前水军,就是让他们途径建康时运载粮草已解荆襄燃眉之急。
赵昺如此也是无奈,保证后勤供应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以至于一旦粮道被劫或者粮食食尽,军队马上就陷入困境。可还是有人质疑军人平时每天也得吃饭,为什么一到打仗的时候就需要许多额外的粮食呢?
先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很多王朝采用的是征兵制,即寓兵于农,士兵的主要身份是自耕农。他们按一定期限给国家服兵役,有的甚至还自带衣粮,好处是免除自身徭役,服役期之外就是普通百姓,日常所需口粮自然不需要朝廷来操心。
两汉的征兵制、唐前期的府兵制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作战任务,军队在一个地方长期屯驻,则需要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即所谓军屯制度。明朝的卫所制也类似于这种情况,正如朱元璋所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而宋朝实施的是募兵制,赵昺对此更是进行了强化,禁止禁军屯田经商,粮饷、军费、兵器装备等全由国家供应,而这些皆是来自赋税,不足部分就要由朝廷花钱购买。如此虽然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就是沉重的负担。
不难看出,如果要起一场战争,一定要先预判战争会持续多久,再根据出动军队的规模计算所需粮草大致总数,从官仓拨付,万一战事延长还得不断补充。毕竟无论是士兵自带干粮还是屯田自给,一旦遇到长期作战,日常粮草供给都无法持续,一定要备足所需的军粮。
而这个数字往往十分庞大,赵昺计算过动用一个军,以出征十个月计就需要粮食四十万石,约合现在的两万多吨。而此时的上等良田亩产才三石左右,那是十多万亩的产出。这还只算了士兵的口粮,战马所需精料和运粮民夫口粮还没计算在内。
在正常情况下,大宋占据了富庶的江南,有江东、湖广两大产粮区,所能调配的资源足以支持长期作战。但是战争在哪里打往往无法决定,这也加重了前些粮草供应的压力。尽管赵昺在军中建立了各级辎重部队,并利用水力周转,尽可能的减少征用民夫,以减少粮食的消耗,但在两个战场上仍然动用了大量的州军和三十余万的民夫,已经是战斗部队的倍数了。
为了节省粮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运粮的民夫会先后分批放返,但前线会一直保持一个具备相当规模的民夫队伍,他们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会成为一个很恐怖的数字。除了战兵和民夫外,军中还有大量骡马,其中有需要精料喂养的战马,和粗料喂养的驮马、乘马及驴骡等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