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采用新的财政政策,赵昺并不意外,因为这几项措施皆是老调重弹,并没有什么新意,实施国家专卖用以获得稳定的税源,许多朝代,甚至现代依然在采用。而提高专卖税额很多士气也都曾采用过,用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
但是采用大规模提高专卖水的过激的财政政策时,往往都是这个国家遭到了极大的国家困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也标志这个朝廷已经走向了末路。而产生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因为专卖之物皆是关系到民生,是生活不可或缺之物,提高税额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极易引民间的反对,导致国家震荡。
而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开辟新的税源。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钱,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则是针对不动产征收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而告缗即告人们匿财不报。汉武帝则是开启了恶劣手段的先河,他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者一半。
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等于透支了国家几十年的收入,后果不言自明。对于国家而言,经济活动乏力,财源枯竭,展陷入停滞,只能出台更加激烈的政策来收敛钱财,结果就是天怒人怨,而若是内乱之下再有外患,则只有灭亡一途。
‘算缗令’称得上是自取灭亡之道。因而赵昺此言一出,立刻引众官的窃窃私语,他并没有出言制止,而是任他们议论,希望他们能从中领悟到些什么,意识到决胜并非只有战场。还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削弱敌方的实力,使敌方财政崩溃,内乱不止,那时再兴兵北伐,效果便是事半功倍。
赵昺却是从中看到的更远,蒙元在汉地恢复宗王出镇的制度,在他看来更是作死。过去蒙元初时在汉地也是实施宗王出镇制度,统管行政和军事事务,但那是战时处于便于作战,却也容易形成地方割据。所以忽必烈在平定江南后很快就将行政权收归行省,军权归于枢密院,出镇汉地的宗王只有监察地方的权利,没有旨意不能干涉地方事务,也是出于此目的。
赵昺想真金现下恢复出镇宗王统管军政的权力,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希望能够借助宗王们的军队抵御宋军的进攻,在形势好转后再行夺权。但是他以为真金是在做梦,当下大元朝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元朝,真金也不是忽必烈。
忽必烈作为蒙元的开国皇帝,能在众多兄弟中夺得汗位,完成了王朝的大一统,无论魄力,还是智慧,公平的说要比真金强上百倍,使得蒙元无论是在军事和经济上达到了顶峰。手里有兵有钱,外可以遣军征讨四方,内可以用钱摆平草原诸多宗王。
但真金有什么?不过是被汉儒培养出来的一个书呆子,军事上没有建树,政治上没有主见。另外胆子还小,被忽必烈一句话就吓得半死,好悬小命不保。继承汗位后,接下来的也是一个烂摊子,外藩诸王不服,又有与大宋的战争。结果继位不过两年,江南、两淮皆丢了,钱袋子没了,折损兵将数十万,亲信部队基本被打残了。
在中央势衰的情况下恢复旧制,引草原诸王出镇汉地。手里没兵没钱,武力上无法弹压旧宗王及反对势力,没钱也无法笼络诸王和旧汉侯们,那就等于请进来一群狼。朝廷没有钱,只能依靠诸王自筹,那么必然会行政上失控,而军队又是宗王们的部族军,与私兵无异。结果就是朝廷政令不通,诸王各自为政,逐渐形成割据之势,朝廷被架空。
此外,真金此次调整政策,调蒙古宗王进入汉地,又选蒙古精锐入怯薛,将汉人排斥在外。如此必然侵夺过去汉侯们的利益,从而引他们的不满,又进一步加深蒙汉见的矛盾,导致汉人离心,对基层的控制力减弱。在苛政下,普通百姓也会生怨,两下相加,积怨之下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