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昺的主持下,一场非正式朝会在斋宫召开。之所以称之为非正式,并非是说大家坐在一起闲聊,而是形式上比较随便,考虑到现在正是盛夏之时,天气炎热,光着膀子都觉得热。而斋宫大殿也是新建之所,比较简陋,条件有限,又没有空调,穿着朝服开会弄不好就会躺到一片。所以赵昺恩典,大家可以着常服上殿议事。
赵昺当然也不会冕服上殿,而是穿白色凉衫,头戴白玉小冠束起长,用根玉簪梳起,脚上也是麻绳编织的凉鞋,看起来十分清凉。而殿下南北分作的文武也大多如此,身着凉衫,脚踏麻鞋,区别只在是文臣头上戴的多是东坡巾,武臣束皮弁小冠。
不过在此前这身衣服无论是上下班,官员们是要穿紫衫的。在宋室南渡后,建都临安,一帮北方人骤然到来,也是热的受不了。因为凉衫的形式与紫衫几无差别,只是素色的,穿着也凉爽,士大夫们便以此为便服,绍兴末年,高宗甚至下诏用朱熹言,罢紫衫,以凉衫视事,意思是可以在除朝会和举行重大仪式的时候,官员上班也可以着凉衫办公。
本来这事是好事,大家穿着也舒服,根本无可厚非,可偏有多事儿的人。干道初年,礼部侍郎王曮上奏曰: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在其奏请下,于是朝廷下令官员除乘马道途许服外,馀不得服,自后凉衫只用为凶服,紫衫又流行起来。
不过随着蒙元的入侵,朝廷落脚在琼州,这地方更热,且没有冬夏四季如此。赵昺初来乍到也不懂那么多规矩,却知道浅颜色的衣服比之深颜色的要凉快,因此不管不顾的穿起凉衫来。而大家也不傻,谁也知道热,明知违规却看见了也不吭声,于是凉衫又再次流行回来了。
而蒙元此时也占据了江南,这帮来自大草原的家伙们哪里知道这些规矩,愿意怎么穿怎么穿,更不会专门为此定规矩,于是江南士人们也重新穿起凉衫。所以在朝廷重回江南后,这种穿着也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对,遭过罪的官员们更没有人旧事重提,就重新作为便服保留下来。
当然赵昺也不能改变一切,比如头上的帽子。在现代帽子的作用除了遮阳、保暖这些日常需要外,也只有特定人群才会经常戴帽子,其他人是没有限制的。可在这年代是绝对不行的,古代男人成丁时会举行冠礼,这仪式主要内容就是父亲或是族中长辈给他戴上一顶帽子。表示着这个男人已经成人了,可以负起家庭、宗族和国家责任了。
另外古人把帽饰称之为“头衣”,“元服”和“服”,由此也能看到人们对帽饰的重视程度了,却也不是随便戴戴就行,在什么场合什么人戴什么帽子,被国家以近乎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一旦违背,后果难以预计,轻则受顿训斥,重点罢官免职,再重点要是被扣上藐视朝廷的罪名,那就更恐怖了。
所以冠帽之间有了贵贱等级之分,贫贱无身份的人不准戴冠,那也要以黑巾裹头,庶民便又被以“黔”代之。而“绿帽”之说却也是源于此时,蒙古是没有娼/妓的,入主中原后,现居然还有妓院,觉得太落后,于是规定失足女着紫衫,在此做工的男人戴绿头巾,以示区别。因此要是一个人在古代下定决心在任何场合都不戴帽子,那就意味着他要自绝于社会了。
赵昺不喜欢戴帽子,尤其是夏天,因为作为现代人大多知道人体散热只要是通过头部;另外就是‘戴帽子’在现代也多是贬义;再者就是太麻烦,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了,他自己都无法成功的将头上的小冠戴好,依然需要他人的协助。所以他这个腹黑的家伙经过研究后,结果认为古代人之所以将戴帽子视为大事,其实就是为了头,因为头对于古人的意义非凡。
先《孝经》有文:“身体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认为如果头等身体上的东西是父母给的,如果剃头,则视为不孝。华夏儿女除了出生时剃一次胎毛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终生不再剪。即便赵昺想在军队中推行短,以保持个人卫生,防止长虱子传染疾病,及便于在战时受伤易于救护,但是由于自上到下的反对都不可能,以至于帽子都被设计成高筒,以便于将长置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