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上瞒下’这种事情在宋朝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蔡京、王黼把持朝政之事,即便生了席卷江南的方腊起义,女真人抢占燕京宋军大败,这等军国大事,他们皆可以隐瞒不报。甚至等女真人过了黄河,徽宗皇帝才知道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所以说只要稍有作为的皇帝都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生。
以赵昺所知,朱元璋认为这是对于皇权的挑战,他便开始有心重新定义皇帝和皇权,而相权正是导致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在明朝建立之初,王朝的机构基本全部是沿袭自元朝的,对此朱元璋曾批评道:“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诫。”
因此,朱元璋先是废除了元朝的总管地方所有事物的行中书省,其在元末几乎如同唐朝的藩镇一般不听中央管辖,形同割据。于是他分别用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等三个机构代替。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行政和财政事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监察和司法;都指挥使司管辖军事防务。
三个新成立的机构直接隶属于六部,而不再对中书省负责,而后老朱将涉及六部三司的日常事务,直接移交到他本人手中,命令“天下奏章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给丞相的那个奏章副本免了,以后直接给朱元璋自己看以此来大量地消减丞相的职能。
接着朱元璋就剑指总理中枢行政之权的中书省,而作为中枢领的丞相就成了祭刀之人。明朝一共有四位丞相,分别是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除了徐达成年累月在外打仗外,另外三位还是比较尽职尽责的,但刀却先砍到了胡惟庸的脖子上。
赵昺也觉得胡惟庸即使有过,其实也罪不至死,只是点背儿的厉害。彼时被削减的丞相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而认定宰相制度破坏了中央集权的老朱一心要废相,其正好身居相位,代表的相权和朱元璋心目中的君权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就是说,不管是胡惟庸还是汪广洋当丞相,要么不做事被他嫌弃赐死,要么就是做事被他认为侵犯君权杀死,反正当时谁当丞相谁倒霉,他好是在这个倒霉位置上的倒霉蛋而已。而曾任丞相者,已经告老还乡的李善长,也难逃被赐死的下场。后来为了进一步集权,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大将军蓝玉谋反,令蓝玉也成了其刀下之鬼。
在最终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后,老朱重构中枢架构,定义中央的文官与武官脑。先是设立了四辅官,辅佐自己帮他出谋划策。可不久又废了四辅官,自称效仿宋朝的官制,将四辅官改为大学士取而代之也就是所谓的内阁制度。在完成了皇帝权力的扩展与宰相制度的终结,老朱等于身兼国家元和政府脑及三军总司令,成了真正的天下第一人,并以最严厉的口吻教育子孙,决不允许再有“丞相”。
说道老朱的内阁,赵昺还是略知一二的,其实最早的内阁成员就是作为低品的皇帝秘书存在的,在废除了中书省宰相后,实际上承担了皇帝的政务大秘和顾问。这个职责后来又经过了二次划分,顾问业务也就是提交解决方案的任务划给了内阁,而拟定决策的文书业务交个了司礼监。
所以说内阁在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并非不可或缺的,实质上是文臣和皇帝之间的一条纽带,准确地讲,是替皇帝决策,如果皇帝想拿回来决策权力,自然就没法替了。因而明朝一代,内阁辅的权力就像橡皮筋,皇帝强势,辅就弱,皇帝弱势,辅就“替”的多。
如此一来内阁出的声音只能是皇帝的声音,国家的大事小情皆需要皇帝来做出决策,文臣们只是去执行,权力被大大的削减,再难以挑战皇帝的权威。哪怕是明朝最为强势的辅张居正,“代行”君权的方式也不是制度化的公文,而是通过在地方广泛布置“私人”,形成一个个人关系网,才能把他的意志真正贯彻下去,如果没有这些自己人,他的政令一样出不去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