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清楚清流不断的上书,摘指自己穷兵黩武,反对继续对蒙元用兵,又对第二军在攻取寿州城造成百姓严重伤亡的事件穷追猛打,甚至提出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根源上还是担心武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士人被边缘化,所以欲借题挥打压武人集团。
对于北伐在计划之初,其实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几位重臣也隐晦的表示刚刚收复江南根基未稳,粮草不足,应该缓而图之,将精力放在稳定内政上。赵昺也认为言之有理,也是担心朝廷财政困难,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导致攻下来却守不住的结果。
所以在制定战略时趋于保守,将战争规模划定在江北一线,已夺取军事要地,重创屯驻两淮地区的蒙古军团为目标,从而实现缓解江南的军事压力的目的。而没有想到玉昔帖木儿的野心更大,居然想举两淮之兵再度攻取江南,导致赵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不得不随之改变,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线也越过两淮,逼近中原。
战争的胜利,必然会造就一大批武人以军功进阶,进入勋臣之列,并步入朝堂。且在收复两淮之役中,赵昺任命了一批军中的将帅治理地方。而在朝堂派遣的接受新占之地的官员来源,不但有在太学‘回炉’的士子,也有熟知政务的吏员及从退役的军官,人数基本上三开。
按照赵昺的经验,新收之地往往在初期会有一个动荡期,不仅有敌人残军侵扰,且民心不稳,盗匪猖獗。这就要求接收的官员不仅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经验。毕竟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战线也时有反复,地方主官不仅要担负起剿匪缉盗,保境安民的责任,也要做好组织军民抵御敌军反扑,支援前线作战的准备。
而军中的虞侯、参军等文职人员,既有参与军事,又有管理士兵和后勤的经验,以他们作为安抚使、转运使,甚至知军、知府主持一地军政是合适的。且即便战事结束,也需要具有军事经验的官员戍守边境,抵御敌军的入侵。即便退役的军官也可在地方上担任都头、巡检、县尉、观察使之类的地方武装官员,承担起训练乡兵,维持地方治安等辅助主官的工作。
至于刚刚经过科举入仕的士子们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难以承担起牧守一地的责任。所以赵昺让他们加入接收之列,正是让他们积累执政经验,为将来执掌一地打下基础。而那些沉浸官场多年,承担着各项实际工作的老吏,学术上可能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实践经验丰富,熟知法令和工作程序,处理繁杂的实务游刃有余,完全能胜任县级主官,或州府的辅官。
以这种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地方接收队伍,赵昺以为完全恰当,既能迅速稳定地方,也能解决长期得不到升迁的吏员前途问题;还能让从军中退役的军官多了一条出路,从而减少征募新兵的阻力,鼓励现役的军官少了后顾之忧,且军人体系进入文官体系又能使赵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这个方案也触及了士人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感到自己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传统的‘地盘’有失守的危险。他们知道小皇帝的地位已然稳固,想要似从前采取质疑其非正统来迫使他让位已经不可能,而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剪除他的羽翼——打击武人集团,从而使他失去强援,不得不重新重视士人。
因此反对北伐便有了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他们凭借的助力就是民间的力量。江南经过千百年的开日渐富庶,尤其是宋廷南迁后海贸的盛行,土地被充分利用,经济展达到了一个高点。但人终究是自私的,尤其是自给自足,信息封闭的时代,在没有触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打破这种‘仓中鼠’似的生活。
如此便导致江南百姓对北伐并不感兴趣,并持反对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江北已成荒蛮之地,物产不丰,生活困苦,全仗江南的米粮养活。而收复中原后,朝廷自然要加征税赋来维持运转,如此便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对他们而言就等于变相的‘劫富济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