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昺下诏全军动员准备徐州后,敌我两军都在快速向战场汇集,淮东地区已经是战云密布。而事务局的情报显示,蒙元侍卫亲军分两路前来:西路从大都出行陆路经范阳、真定、郑州南下;东路则选择水路,沿运河经南下,兵锋皆指向淮东地区。
两路来犯之敌虽然同时南下,但是由于现在仍是东北信风盛行之时,行舟南下正是逆风,诸多河段需要纤引才能通航,从而使得两路敌军渐渐拉开了距离,形成西路突出,东路滞后的形势。现下西路敌军已经从郑州渡过黄河,哨探回报他们应是前往汴梁;东路敌军要比西路滞后五日左右的行程,而目的地显然就是徐州。
赵昺分析从大都南下的两路敌军应是敌主力,他们也意识到己方控制了运河,便掌控了北上的通路,且可直接威胁大都的安全。因而暂时放弃淮西,而将主力放在淮东,他们兵分两路先行分别占据新、旧两条运河上的节点城市,阻断自己北上的通路,并形成左右夹击之势,伺机起会战。
对于蒙元的战略,赵昺并不意外,现在己方起全线进攻,数路大军齐头并进,看似占据了主动。但明眼人不难看出重点还是在淮东,所以将若整条战线比作一条长蛇,则只要斩下蛇头,就能够打乱整个进攻节奏,也会使己方侧翼暴露,失去掩护后也不得不停止进攻,放弃继续北伐。
现在蒙元军兵分两路气势汹汹而来,赵昺判断应该是欲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与自己一决胜负,这虽说是彰显统帅的开阔眼界,以主力胜负决定区域的归属,可他也清楚越是级别高的将帅,往往越易犯弃小取大最终因小失大的错误。所以对外围据点、关隘弃之不顾以一战定胜负却非明智之举,一旦主力决战失败,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便是一溃千里的下场,两淮将得而复失。
徐州之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守方往往处于优势,正是在于其地四通八达,各方面援军赴援极易,给攻方造成极大的困扰,所以赵昺以为此役决战在徐州,但功夫应该下在外围,只有控制了外围据点后再行围城先立于不败之地,再与之决战才是正道。
赵昺审视着地图,徐州周边可谓是重镇密布,东有下邳、西有应天府(宋之南京商丘)、南有符离及寿州遮护。而他此战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商丘,进而收复汴梁。商丘正处于汴梁与徐州之间,于此役而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此城对于宋室来说政治上也极具意义。
商丘又称宋州,“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梁连其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自古就是重要的流通节点城市。太祖赵匡胤曾在宋州任归德军节度使,被认为是赵家的迹之地,故建国号为宋朝。
因宋州是赵匡胤的龙潜之地,所以真宗景德三年宋州升格为“应天府”,取“顺应天命”之意。后于大中祥符七年,又诏升应天府为南京,与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共为北宋陪都。升格后在商丘修建宫室,建设宗庙,奉安了太祖、太宗和真宗的御容。
宋在都城及一些重要地方多建有神御殿,但多数只有一位或两位皇帝的御容,而南京同时奉安了三位圣君,由此可见在诸宗庙中占据着原庙圣祖殿的重要地位。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宗被女真人掳走。高宗赵构奉太后懿旨在应天府筑坛登基,可称帝不到半年,迫于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迁都杭州,与金国隔江相峙,开创了南宋。随之金军大举过境,应天府失守,后曾在金末短暂收复后,又陷于蒙元手中。
不过商丘出了两位‘开国之君’,其重要地位依然不失,若是赵昺再次收入手中,正可彰显自己‘中兴’之功。但是商丘距离盱眙尚有七百里之遥,若是沿运河孤军深入即便收复商丘,而周边的重镇仍处在敌军之手,很容易被截断后路,坐守孤城也难以长期坚守。
因而赵昺在次日又布诏令,命陈凤林兵出山阳,渡过淮河攻打下邳,取得前进的桥头堡,并阻挡蒙元水路敌军顺河而下;又命都哥率兵五千出泗州沿淮河向西攻取符离,阻敌出援寿州;同时严令禁军第二军都统刘志学加紧攻城,采用一切措施尽快收复寿州,保护大军的侧翼,并伺机渡河北上收复淮南……
“诸位以为如何攻城?”刘志学接到圣旨后,立即召集众将议事,商讨如何尽快攻取寿州,但是半天众将都沉默不语,他只能出言问道。
自他率部出芜湖北渡长江后一路向北攻击,由于两淮敌军主力皆被小皇帝用计吸引到江东,镇守地方的只剩下屯兵,他们形同本朝的州军,编制虽大却多少不一,上万户统兵七千人,中万户统兵五千人,下万户统兵只有三千人,主要用于维护地方治安,缉拿匪盗,战斗力并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