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对于未来如何处理敌占区的蒙古人十分头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普遍存在。只是改编鄂州降兵不仅在朝中,就是在军中也是引起了诸多的反对声,不信任一直存在,便是当下参战也是质疑声不断,担心他们的反叛会将整个计划破坏。好在当下护军五旅打得十分顽强,这才压下了质疑声。
从本心来说,赵昺当然以为最好的敌人就是死人,只有从肉体上消灭才是最放心的。但是他也懂得一味的屠杀并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你将所有与蒙古有关的人员尽数屠戮,那又由谁来提供税赋和从事生产;且屠杀虽然能够起到震慑作用,让敌人不战而降。可同样屠杀也会引起敌军更为坚决的抵抗,死战不降,这对于宋军未必是什么福音。
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杀俘同样会让引朝中的反对声。别看那些士人们一个个嚷嚷着杀尽鞑虏,并对敌占区的同族百姓都充满不信任,可要是真将这些降兵都宰了,他们一定会转而将矛头对准自己,什么杀俘不祥、残暴不仁、嗜血好杀……等等一连串的帽子都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反正他最后是杀、是用皆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赵昺明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侵略者或是殖民者要能够成功统治所谓的侵占之地,最为重要的就是统治者‘得人心’。当然这里的所谓人心并非所有人的心,就是现代的西方政党选举也只是最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能够取得到中间力量的认可就是硬。
满清能够成功统制中国二百年是获得了明朝旧官僚的支持,且获得了士人和地主阶层的认可;日本人能够占据东北同样是利用了满清遗族的力量,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才得手的;至于现代强权国家的吃相稍微好看点儿,不再直接占领,而是通过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和政党,建立傀儡政权,从而实现间接统治。
所以只靠杀人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策略,并非是实施长久统治的明智之举。就赵昺而言,当初群臣对他继承大统百般质疑,但也不敢动手杀人,便因大宋的国策即是‘与士大夫共治’,儒士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社会其它各个阶级所接受,并渗透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而赵昺若只是因为质疑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且不断从中作梗,他就要放手大杀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那么他必将被士人阶级抛弃。所以他尽管憋屈,却不敢轻易撕破脸,只能够通过培植亲近自己的士人势力,来不断削弱反对者的实力,并利用武臣集团来进行牵制,藉此获得他们的支持。
当下赵昺面临着同样的状况,但不同的是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内部矛盾。如何统治新收复地区,让北地之人为己所用,他所能借鉴的经验并不多。蒙元能成为一统中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且他们得到了汉人军阀的效忠,以汉人武装为主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显然是成功的,起码初期是成功的,可他觉得自己却难以复制,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
蒙古人从成吉思汗时代就非常留心拉拢各族炮灰,而在他们的意识中契丹人、女真人等都被视作汉人的,但态度算不上礼贤下士,而蒙古人那时候也并不知道啥是礼贤下士。赵昺认真的分析后以为他们成功说起来让人觉得好笑,也不可思议,他以为正是蒙古人‘马大哈’的算账习惯才让这些汉人军阀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耶律留哥是契丹人,乃是金朝北地边将,后来不满女真人的怀疑在辽东故地造反,拉起了十几万人的武装,攻占了金朝东京辽阳。后归附蒙古人,成了其在辽东攻略的好帮手,成吉思汗对他的优待就是把他的儿子薛闍弄到身边当人质。耶律留哥去世时,成吉思汗还要耶律留哥的另一个儿子顶替才放薛闍走人。这种政策也被推行到投靠蒙古人的汉军世侯哪里,谁要是不派儿子到蒙元大汗那里当人质,谁在大汗眼里就是叛徒。
再者蒙古人对金元之际的汉人军阀势力采取了模糊对待的政策,完全不计较他们的过去。董俊是董文炳老爹,而董文炳被忽必烈叫做大哥、史秉直则是元朝唯一的汉人右丞相史天泽的父亲、刘黑马是汉人三万户之,这些主动投靠蒙元汉人军阀固然受到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