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摸透了对手的心思,随之也下定了打的决心,但这次他不想只是被动的防守,而是抓住战机扩大战争的规模。不过他也清楚此非是前时跨江抢马,自己可以临时起意组织的一场战斗,也不是一场烈度较大的战役,却是一场波及范围和影响力更大的局部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些年来赵昺对此的理解随着身份的不断转变有了更深的理解。初时他也就知道这句话,理解也就在字面的意思,而那时帅府刚建手里也只有千八百人,想的也是如何能够保住命,什么复国救民就是嘴头上的漂亮话,哪里又什么政治目标,更不会有长远的战略,琢磨的是如何取得眼前战斗的胜利。
待到了琼州,面对‘一贫二穷’和敌军环伺的局面,赵昺考虑的就是如何撑住场面,笼络住人心,站稳脚跟。而他那时的水平有限,只能是以战术视角去看世界,靠着勇气和前世的经验解决战略问题,说白点儿也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充其量做的只是一个知州的工作。
不过这段时间也不长,赵昺很快就当上了皇帝,并将行朝迁至琼州。形势的变化就逼的他不得不从更大的格局上考虑问题,但主要还是‘求生存、求展’,复国虽然已经提上日程,可在他看来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而他也自知顶着皇帝的名头,做的却是一方封疆大吏的工作,境界有所提升,也勉强可以用战役眼光审视世界,解决问题。
即便是赵昺做出收复江南的决定时,对局势的判断也是片面的,削弱蒙元在江南的统治力,打击其经济,算计忽必烈及起的护陵之役都是站在组织一场大战役的角度上,根本没有想到能够自己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占据整个江南,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一旦战事不利就退回琼州预案。
现在回想起来,赵昺都会冷汗直流,连呼侥幸。当时可以说是一场乱战,几个战场同时打响,他们胜在出其不意,瞬间将整个江南搅成了一锅粥。蒙元方面根本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只能被动的应战,加上忽必烈突然暴毙,朝廷也是一片混乱,这才让赵昺得以控制住了局面。
由于缺乏政治上的考虑,当时也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预案,赵昺只能是仓促应对,虽然不至于酿成大错,但是想想彼时政策并非没有缺陷。可在众臣的辅助下,他也算是勉强应付下来,而接下来的‘内斗’就让他疲于应付,手忙脚乱了。
那时的赵昺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甚至准备利用军队接管政权,实施军管,完成过渡,从而巩固自己的帝位。好在有应节严在其中斡旋、调和,化解了政治危机,平息了朝廷可能的分裂。而那段被‘夺权’的时间,亦让他也得以反思自己的所为,让他明白了自己的短板,清楚若想巩固地位,就必须学会以一个最高统治者的眼光审视世界,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
有了这个觉悟,赵昺对动战争也更为审慎,而非过去只需考虑战斗能否胜利,却是要想到‘最终目标’,也就是战争计划,如何使整个军事活动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的统一行动。就是说战争计划使得各种军事行动都指向了最终目标,这样所有的军事行动目标明确,而不是各自为政。
赵昺清楚战争和政治相互影响,政治目标影响战争目标,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计划要涉及到四方面,包括作战方针,使用手段的范围,使用力量的大小和时间的影响。而方针指的是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还要根据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敌我双方的的力量和多种关系;敌我双方的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及能力;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对它们可能生的影响。
他记的对于战争计划的概念,《战争论》是如此描述的:战争计划总括整个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会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而战争计划对于战争结果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战争是整体,一切取决于最终结果;另一种是战争是相互独立的,最终结果是单个结果的积累。赵昺以为第一种可以视为基本观点,第二种则是第一种在具体情况下的修正。赵昺则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像赌博中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的输赢并没有影响,而人们却可以把每个单个的结果像筹码一样积存起来,从而改变局势……
“各位丞相,蒙元近日对我朝润州至江口一线部署重兵,朕以为敌是欲自运河南侵,直逼京畿地区。当下我军虽已进入战备,但处处防守十分被动!”赵昺召集在朝的几位执宰商议江东防务,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指着桌上的舆图简单的介绍了当前的敌我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