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同意遣重臣主持征西,但遣何人前去,又如何授权呢?”赵昺看向俩老头儿沉着脸言道。
“这……”刘黻听了面色一喜,可转眼即逝,他看向应节严却没有作答。
“陛下以为何人合适呢?”应节严也没有马上作答,沉吟片刻又看向小皇帝道。
“朕以为此次出兵虽是以夺得重庆为作战目标,但是战争可能会随着局势的展有所扩大,如此也将主持整个川蜀的防务及牵制陕甘之敌的重任,因而此人不仅熟知军事,且要有主政一方的能力。”此前两人力求遣重臣主持征西,但说到人选又犹豫起来,赵昺想了想言道。
“陛下所言极是,但是此人要德才兼备,尤其是要忠于陛下!”刘黻点点头道。
“嗯,川蜀远离中枢,主持之人确是要选一个干臣。”应节严点点头道,不过面色也是有些沉重。
皮球踢了几个来回,双方都冷了场,赵昺看着俩老头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又有些好笑。其实谁都知道主持川蜀军政乃是位高权重,但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南渡以来主持川蜀的历任官员都是下场凄惨,让人视之畏途,避之不及。
川蜀地区地形封闭,也是少有的富庶之地,可与江浙相媲美,但也是山高皇帝远之地。这块平和之地在朝廷南渡之后却骤然成了军事重地,抵御金、蒙入侵的前线,为朝廷所重视,派遣重兵大将防守。
宋廷针对四川防御体系布置之措施,大体而言,宣抚使为指挥单位,可对四川防御体系号施令,川北诸军为作战单位,制置使权位低于宣抚使,对川北诸军亦有指挥权,都统制仅可控制该都统司之部队,无法统率川北诸军,后勤单位可控制财权,宋廷先后以随军转运使、都转运使以及转领掌握之。
为南宋为抗击外敌,于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宣抚处置使,前往四川设置防御体系,高宗因对张浚信任,而以其宣抚处置四川,并授以便宜权,可掌理四川之全权。但由于张浚将便宜权授予属下程千秋及王以宁,或是属下官员滥用便宜权。
建炎四年九月,高宗下令‘宣抚司所遣官,如有合从权措置如事,自合申听本司’,仅限宣抚处置使司掌有便宜权,并下令京西、湖南北路勿隶川、陕宣抚司节制。其后因张浚属下李允文杀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于鄂州,宋廷诏李允文落职,令其还川陜宣抚处置使司供职,此事件虽未导致张浚受罚,限缩张浚便宜权范围,却显著减弱高宗对于张浚之信任,宋廷因此逐步限制张浚便宜权。
宋廷此时仅是限制张浚在四川之权力,仍希望张浚在四川筹措防务,但在富平之战后,由于宋军大溃,张浚谋求挽回颓势,极力筹措粮饷,遂与宋廷生财政争论,终导致宋廷将张浚召回。但赵昺以为张浚去职主要还是因为其职权过度膨胀,招致宋廷疑惧,且出身武臣之故。
自张浚去蜀后,宋廷为符合宋金战争之需求,亦为调整四川军权及财权关系,在四川施行一连串措施,逐步将四川军权与财权分割,并调整宣抚使职权,不复在四川常设,任期不定,且事毕则罢,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开禧北伐之后,宋金重启战端,其后又需面对蒙古之挑战,宋廷遂再次改变对四川政策。
由于宣抚使手握便宜权,掌握四川之全权,宋廷恐惧其职权过大,遂逐步对其裁抑。将宣抚使司对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为申状,压制宣抚使职权,并为分王似之权,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副使,又削夺宣抚使之军权,改由都统制吴玠负责措置边防。
在富平之战后,宋廷便开始限制宣抚使之便宜权,却导致都统制吴玠之崛起,因独掌军权而为宣抚副使,更将宣抚使兵权改由都统制吴玠掌理,承认其对川北诸军之指挥权,四川因此进入武臣宣抚使时期。吴玠掌握军权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因此陷入两难之尴尬局面,必须依赖吴玠等吴氏家族成员在四川筹备防务,以高官厚爵笼络之,另一方面又必须防制其权势过大,不复在四川常设宣抚使,以分化四川事权。
宋廷同时针对宣抚使之人事权进行限制,武臣方面,按南宋武臣官名,地位由高到低依序为都统、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军中武职原由大将或宣抚使自行任命,绍兴议和以后,宋廷规定统制官以上武官由宣抚司推荐,枢密院授予付身,都统制可自行辟任其余军官,23藉由掌控高级将官之任命权,以强化对四川军权之控制。
至于文职之派授,原可自行任命四川官员宋廷遂逐步限制宣抚使之军权,但张浚出蜀后,宋廷限制宣抚使军权,都统制吴玠因此掌握军权,宋廷承认其对于川北诸军之指挥权。但吴玠以拥有军权而为宣抚副使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又在四川暂时取消宣抚使之设置,改以职权较低之兵部侍郎胡世将为安抚制置使,以避免与吴玠之职权爆冲突,仅有官员部分人事权。。
由四川粮运问题冲突观察,宋廷此时之地位颇为尴尬,一方面为安抚吴玠,以其人马任职转运使司,默许其对财权之控制,一方面又恐惧吴玠掌握财权后之不良后果,试图压低吴玠人马权位,且由中央派任转运使以分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