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六，宇文述、郭荣苦谏无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齐王率军北上而去。

当初圣主和宇文述等中枢核心层最为担心的，就是齐王和李风云在东征战场上公开结盟，以强大实力影响第三次东征之结果，如此一来圣主和中枢就很被动，而东征统帅部也有可能失去对这一仗的控制，但因为有裴世矩的承诺，再加上把齐王留在怀荒，东征期间圣主对他的控制力更弱，由此导致的变数更大，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圣主还是把齐王调到了东征战场，结果最担心的事还是不可避免地生了。

这一突变故影响甚大，后果严重，不过对郭荣、李景、薛世雄和崔弘升四位卫府大将军来说，他们不论在中枢决策层还是在东征统帅部，话语权甚微，相应的责任也较小，面对齐王的任性妄为虽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但也不至于压力山大，而真正感觉压力山大的只有位高权重的宇文述。

宇文述倍感棘手。圣主的心思他还是了解的，就齐王这么一个嫡皇子，当然寄予厚望，即便现在父子两人在政治理念上背道而驰，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但圣主还是抱着一丝念想，还是给齐王改过自新的机会，还远未到父子反目、虎毒食子的绝望地步，所以宇文述面对齐王的任性妄为，也不得不姑息纵容。

当然，他要为自己的“纵容”承担责任，一旦最担心的事变为现实，齐王背叛圣主，李风云出尔反尔，两人联手祸害东征，导致第三次东征无功而返甚至再一次败北，他和裴世矩必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但相比国祚利益的损失，相比中土所陷入的深重危机，他们个人损失实在微不足道，万死也难赎其罪。

宇文述考虑良久，毅然决断，既然反正都要承担责任，倒不如以大局为重，不惜代价赢得第三次东征的胜利，如此可确保国祚利益不受损失，至于个人利益暂且就置之不顾了，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宇文述如实奏报圣主，齐王北上扶余巡边并敦促李平原和安东大军尽快南下怀远，由此导致一个重大隐忧，一旦安东大军未能及时抵达怀远，则攻击时间必将延误，所以东征统帅部立即做出决策，调整攻击计划，以水陆并进两路同攻，调整为水陆并进三路同攻，以安东副大都护李平原为东征北路军统帅，以齐王为监军，率军攻打高句丽，只待三路大军会师于平壤城下，则胜券在握。

宇文述恳请圣主和中枢，立即同意东征统帅部这一决策，并迅速诏令实施，以免贻误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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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二，北平郡，临渝宫，皇帝行在。

圣主看完宇文述的奏章，神情阴郁，久久不语。

宇文述调整攻击之策的目的很简单，既然最担心的事已经生了，已经阻止不了了，那就必须想方设法把它的危害将到最低，而不是听之任之，不作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变本加厉地予以打击，将其危害无限扩展，最终祸及自身。

齐王与李风云公开结盟，最大的危害就是与圣主和中枢对抗，由此必然影响和损害到国祚利益，但就目前形势而言，齐王和李风云同样需要第三次东征的胜利，同样需要南北大战的胜利，唯有胜利才有功勋，唯有功勋才能谋取到切实利益，才能展壮大他们自己，所以对立双方有共利益所在，只要双方暂时搁置矛盾，不对抗，诚心合作，齐心协力，则必然能谋取到共同利益，如此既可保全国祚利益，又可维护圣主、中枢和卫府威权，还能有效改善内忧外患之危局，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但目前的事实是，圣主和中枢一门心思要打击、遏制、削弱齐王和李风云，这迫使齐王和李风云不得不结盟共抗，所以圣主和中枢若想改弦易辙，赢得他们的合作，先就必须放弃铲除对手的念头，拿出合作诚意来，而这正是宇文述调整攻击之策的缘由。

宇文述的水陆并进、三路同攻之策，实际上就是告诉齐王和李风云，你们赢了，我们妥协了，为此我们授予你们更大的权力，给你们拥有更多机会去谋取更大利益，并允许你们在胜利的基础上、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展壮大。

当然，前提是胜利，先就是第三次东征的胜利。如果你们为了一己私利蓄意破坏第三次东征，肆无忌惮地损害国祚利益，非要把对抗进行到底，那双方就是针尖对麦芒，彻底撕破脸了，而值此关键时刻，这显然是两败俱伤之局，于国不利，于圣主和中枢不利，与齐王和李风云更是不利。

侍奉一侧的虞世基看到圣主脸色难看，眼神阴冷，知道他非常生气，既对齐王的胆大妄为生气，亦对宇文述的妥协退让生气。

妥协就能解决问题？就能利益最大化，就能危害最小化？这件事的本质是政治对抗，而解决政治对抗的有效手段，就是干净利落的摧毁对手，姑息纵容只会让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激烈，隐患越来越严重，后果越来越难以承受。

然而，位置不同，立场不同。站在圣主的立场来说，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改革和保守势不两立，所以不容妥协，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不可承受之代价，而站在宇文述的立场来说，他是卫府最高统帅，是东征最高指挥，肩负赢取东征最后胜利的责任，他败不起，他必须给中土、给圣主和中枢、给卫府和东征将士、给中土苍生一个交待，否则他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