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二,联盟骠骑军总管吕明星和联盟第三军统军岳高,指挥本部人马浴血奋战,艰难推进到了洛水南岸,但旋即遭到了甘洛城守军的猛烈反击,而距离甘洛城仅一河之隔的柏亭、蒯乡地方守军在河南令达奚善意的指挥下,全力支援甘洛城,竭尽全力坚守洛水防线。

当日中午,李风云率徐十三的风云军,夏侯哲的联盟第一军,还有牛进达的联盟第二十三军加入了甘洛城战场,联盟大军凭借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一往无前的高昂士气,在李风云的亲自指挥和督战下,以挡者披靡无坚不摧之势,攻陷甘洛城,在卫府军牢固的洛水防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打开了横渡洛水的通道。

消息传到东都,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对右骁卫将军李浑的消极怠战怒不可遏,但没办法,李浑在显仁宫一线的防守无懈可击,而且他也向伊阙动了反击,也牢牢牵制了叛军主力,只是贼帅韩相国并不是酒囊饭袋,也有谋略,在正面战场上挡不住卫府军的情况下,他凭借人多的优势,派出一支偏师从侧翼攻打洛水防线,结果韩相国成功了,偏师攻陷甘洛城,突破了洛水防线,直接对显仁宫的侧后翼形成了打击。李浑现在陷入了叛军的三面包围,孤守显仁宫,十分被动,他的怒火比东都的怒火更大。

李浑“先制人”,指责东都“不作为”,不向手握重兵的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秦王杨浩等四大都尉、河南赞务裴弘策等积极施压,以致于援兵迟迟不至,战局日益恶化,他甚至公开警告东都,时值二次东征的关键时刻,东都政局稳定与否至关重要,但某些居心叵测者蓄意恶化东都局势,表面上看是陷我个人于绝境,实际上是要阴谋破坏二次东征。

这个“指责”就严重了,是要撕破脸的前兆,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虽然一肚子怒火,但考虑到东都之安危,不得不召集在京中枢重臣和卫府的将军们,具体协商救援之策。

观国公杨恭仁应邀参加了这次军议,但他的出席未能缓和东都军政高层之间的激烈矛盾。

卫府对战局的看法依旧乐观,对东都危机的认识依旧不足,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依旧坚持认为李浑完全有实力击败甚至摧毁叛军,言下之意就是李浑纯属贼喊捉贼,李浑自己居心叵测,他在伊阙战场上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本人实质上就是东都局势迅恶化的幕后推手,所以k元寿要求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马上向李浑施压,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动用非常手段剥夺李浑的兵权。

然而,越王府、留守府、中央诸府和河南内史府之间已经形成了对峙之局,东都政界高层不要说联手向卫府施压了,就连他们自己都没办法形成统一决策。代表越王府的越王长史崔赜坚决反对支援,代表中央诸府的太府卿元文都则左右摇摆,既表示要唯越王马是瞻,又表示必须尊重留守樊子盖,结果就是冷眼旁观,谁也不支持,而代表河南内史府的裴弘策则坚持认为这是军方的事,拱卫东都镇戍京畿本来就是东都卫戍军的职责,地方官府不能也没有能力“越俎代庖”代替军方去剿贼,让河南内史府去支援卫府,纯属笑谈。樊子盖“孤家寡人”一个,只能见风使舵,看到局势一边倒了,于脆明智地闭上了嘴巴,沉默是金,他不能再一味的坚持下去,再坚持支援李浑必定会把他自己推上风口浪尖,成众矢之的。

但是,他终究高估了自己,也没有完全看清形势,在今日东都政界高层里,他这个忠诚于圣主的激进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实质上就是众矢之的,他想韬光养晦,不想做出头鸟,并不等于就能心想事成。

杨恭仁终于说话了,一句话说中要害,“目前局势下,公（李浑）能否守住洛水防线？”

他都不提反攻伊阙了,直接说能否守住伊阙,这代表他对战局很悲观。昨天他到洛水以南转了一圈,到显仁宫与李浑私下交谈了一番,然后直接回自己的府第了,既没有去越王府向越王禀报洛水之行的结果,也没有去皇城与樊子盖、元文都等中枢大臣具体商议,而是自作主张,擅自派出了自己的三个弟弟,一个向东而去,两个向西急行,很明显是要集合宗室力量做什么事了。

杨恭仁的政治风格向来以沉稳著称,但这一次他不论是应越王杨侗之邀积极复出,还是未经圣主同意就私自调用宗室力量,都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表现得很冲动,很急切,有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豪赌的意思,这就不能不让知情者深思,到底有多大的危机迫使杨恭仁不得不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倾力一搏？

杨恭仁肯定知道什么秘密,再联想到杨恭仁“复出”后第一个见面的人就是国公李浑,再联想到黎阳方面的蠢蠢欲动,答案便呼之欲出了,而这个答案让所有知情者都有窒息之感。

如果黎阳的杨玄感,与在律法上距离皇统距离最近的齐王,结盟合作,联手动军事政变,那么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即便军事政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由此掀起的席卷整个中土的大风暴,必将把无数贵族官僚卷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