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晴出于本能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这个耳光还特别响，走廊那头跑来拉架的人老远就听见了。

打耳光时，楚晴并未喊“流氓”之类的，这说明她很善良，她完全有条件像别的女人一样揪着李一呼喊“耍流氓，不要脸”之类的口号，如此一来，李一就会在众人围观中百口莫辩，人格扫地。

而楚晴只是打完耳光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一的裤子还是闻声跑来的祝宁和温良给提上的，被楚晴打耳光，他不记恨，每次见面依旧客气打招呼，但从此和子宣结下了深仇大恨。

和李一同样不满的还有很多人，我的实习期老师冯固就是其中之一，冯固在台里属于一线主力，其作品又多次获奖，因没有任何背景，他一直是临时工。

子宣说过台里各频道几百名一线人员，分成四等：

一等是子弟，多为台领导孩子，无论学历高低进台就是正式工，享受事业编制，待遇高，福利好，并重点说明像他这种北京名牌大学毕业回乡屈就的子弟，十分罕见。

二等是台聘工，待遇相对较好，福利也不错，多为市领导亲戚，叫关系户。

“非常不幸，你就属于台聘。”子宣指着我说。

三等是频道工，工资不多，福利微薄，也叫栏目聘用，别人叫他们擦边关系户。

四等是临时工，占全部工作人员的将近一半，没有工资，干活拿钱，没活就没钱。

“你是一等？”我问他。

“一等！敝人很荣幸地从万千返乡英雄中脱颖而出，列为一等国民。”

子宣昂挺胸，眼睛斜视着窗外树上的麻雀，一副贵族神态，并偷看我是否在自惭形秽。

我围着他转了转，用力在他屁股上踹了一脚，他的黑西裤上留下一个大脚印，他摸着屁股说：“你这是以下犯上，论罪当诛。”

电视台这种制度和元代相似，元灭宋后把人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而我在台里属于色目人，我对这个族种不太了解，一看这俩字，老想起色盲。

子宣说全国电视台都以三六九等分类。

他引用《红楼梦》来比喻这种现象，正式工好比正房夫人，有权威高待遇，代表人物王夫人。

台聘工好比是重要角色，虽低人一等，但受人赏识，也活得滋润，如林黛玉、薛宝钗。

频道工是大丫鬟，没什么权威名分，但又少不了她们，如鸳鸯、花袭人，这些人不入上流，但还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临时工是地道的小丫鬟，没地位，没名分，如金钏、银钏，干活的都是这些小丫鬟。

冯固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能转成频道工，做三等人。

春季这次机会，和冯固一样抱着被台里正式聘用希望的人很多，但多数希望都落空，不但问题没解决，反而遭到清退，随即又补充进来不少关系户，子宣更成为大多数人嫉恨的对象。

每年台里借人事调整清洗临时工，腾出新位置给关系户。

冯固前几年都化险为夷，今年说什么也躲不过去了。和冯固一样被清退的临时工里有的在台里已工作近十年，每年看着台领导或市里各单位领导子女成为正式记者，只能把怨气吞到肚子里，埋头苦干，希望有一天能够遇到英明领导，被正式聘用，但最终他们迎来的是失望和绝望。

离开电视台时，冯固写了封万言书，打印几份，张贴到台门口和演播大厦各处，痛斥电视台不正之风，任人唯亲，子弟乱政，一群蠢货寄生在国家财政上。

冯固还公然挑战，说可以随便出个选题，和任何记者PK，保证让这些蠢货甘拜下风。

本来大家对他还有些同情，这样一来，反而引起了正式记者的不满。

台领导都是官僚出身，平时钻研的是政治，受国家供养，只会琢磨利用媒体权力为自己谋利，做点不痛不痒的小新闻，告诉市民下水道很快就不堵了，马路即将通车就行了，顶多再整点综艺娱乐、明星花边，逗市民笑笑拉倒，谁有时间陪你玩针砭时弊、改革创新的游戏，均对冯固置之不理。

那些天，电视台充满悲伤的情绪，像在经历一场惨淡的世界末日。站在媒体这个平台上，你就是“无冕之王”，受人尊敬，优人一等。一旦离开，将一无是处，过去与未来会划出一道鲜明的界线。

冯固离开电视台后，很久没找到工作。做了这么多年电视台临时工，最后才现自己除了学会喝酒应酬，写写新闻，别的什么也不会，别看在电视上说得头头是道，但会说和会做是两码事。加上多年来被社会宠惯了，心态放不下，一般工作还不愿去碰。

有人悲伤就有人欢喜。子宣当选副主任后，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

我说：“周主任，都在台里，两步路，你走过来通知我就行，还用得着打电话？一将功成万骨枯，你高兴了，多少人要家破人亡啊。”

子宣一愣说：“哎，你什么意思？不恭喜我就算了，还讽刺我，你是心理不平衡还是怎么着。”

随后又说：“我爸是表扬了我们栏目几次，但竞选时，他回避了，这可都是你们自己投的票。”

我转移话题说：“看你嘚瑟的，当官了，主持人是不是就不干了？该待在办公室颐养天年了吧。”

“看你这点追求！”子宣不屑地说，“一个副主任算什么，我的目标是中心主任，若将来当选，就让你做制片人。”

“我干记者挺好……”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已挂断。

我心想，领导就是有派，挂谁电话都不用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