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兰萍赶紧摆手：“我刚才跟你说了，安排事情不能总是离不开家里，你要到外边去活动筋骨。既使将来带孩子需要帮手，我也不会找你，儿子和你差了一辈你都带不好，两个人整天说话说不到一块去，经常吵架，儿子的孩子与你差两辈，你更不可能带好了。”

王长年一脸茫然：“照你这么说，我退休以后就成废物了！”

“老头子别伤心，废物也是可以利用的吗，你在外边活动累了，回家来给我搭个下手，比如涮个碗、择个菜什么的，干好干坏我都不会嫌弃你。”崔兰萍和丈夫开玩笑说。

“在外边不当局长了，在家里不能连家长也不让当了，处处要听你的指挥，我才不干呢！”王长年连连摇头。

“那你自己安排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白天找老朋友们聊聊天，晚上在大操场做做健身操。”

“找人聊天不合适，各人有各人的安排，我不能去影响别人，机关里像刘一程这样的朋友毕竟不是很多。大院里做健身操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整天上窜下跳、群魔乱舞，我看见心里就烦。”

“你要是这样说事情就难办了，要不你每天到天安门广场去转一圈，骑车、步行都可以，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够看看沿途风景。”

王长年沉思了一下说：“这个主意不错，走路太慢，坐车太挤，我就选择骑自行车。”

夕阳西下，夜暮四合，部队大院营区宿舍楼的轮廓逐渐模糊起来，刘一程的爱人卓玉英下班回到家里，打开电灯开关，看见刘一程板着面孔，一个人怔怔地坐在沙发上。

“又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卓玉英奇怪地问他。

刘一程扭头看了看卓玉英，没有答话。

卓玉英快嘴利舌，徐娘半老，长相比岁数显得小了许多。她原来是国家机关的干部，后来下海经商，她现在供职的私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具体承办什么业务，连刘一程都搞不清楚。工作单位虽然不正规，但是效益不错，女儿到国外上学、购买高档汽车，主要靠的就是卓玉英的高收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个家庭里，家长刘一程“垂帘听政”，大小事都是卓玉英说了算数。卓玉英最看不起机关里那些中下层干部，满身穷酸相，一副臭架子，局处级干部如果到外地去跑跑，还算是个“官”，装腔作势、狐假虎威，吓唬吓唬老百姓。在北京城里，那是扫帚疙瘩放到鱼盘里，不算个什么菜。这几年，卓玉英的钱越拿越多，脾气也越长越大，动不动就发一通无名火，臭规矩还特别多，她要求刘一程白天不刷牙不能吃饭，晚上不洗脚不能上床，抽烟要去阳台上去。“我一回家就像进了劳教所，”刘一程有一次对王长年说。“当然，劳教干部是卓玉英，我只能是劳教对象。”王长年同情地对他说：“你要是心烦了就到我家里来说说话，全当是蹲监狱的人出来放放风。”

“到底是谁惹了你？”卓玉英也在刘一程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性急地催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