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部队工作很累，生活很苦，危险性也很大，任键和战友们背诵得最多的两条“最高指示”，一条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队万难，去争取胜利。”另一条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往往一项大的工程峻工，就伴随着一座烈士陵园的形成。完成任务和少死人，是任键当时的最大愿望。有一次，为了赶进度、争第一，他抱着风钻不松手，三天两夜没出山洞，最后晕倒在石碴上。他的前妻是家乡人民公社的一名话务员，成年见不到丈夫的面、成月收不到丈夫的信，孤独和寂寞纵容她在接受一个副社长生活上关心的同时，也接受了他感情上的慰藉。任健在家乡人民公社工作的一个好朋友毅然给任健写信，反映了他妻子的种种不端。年轻气盛的任键承受不了别人的风言风语，毅然与妻子离了婚，一岁半的儿子断给了妻子抚养。

任健的家人后来告诉任健，他的前妻性格开朗，并不像他的朋友说的那样风流放荡，朋友最终的目的是想以“破坏军婚”的罪名报复那位副社长，因为副社长是他多年的宿敌。

离婚之后，任健才开始啜饮“后悔”这剂人间最苦的药液。

离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任键思念儿子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拼命干活以排遣愁绪，有时候他真希望一块石头掉下来，砸中自己的脑袋，一了百了。死神似乎忘记了他，尽管山洞里每个月都有人走着进去，躺着出来，而他只是身上多了几块伤疤。

与前妻离婚后的第二年，他与驻地附近一个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也就是现在的老伴严萍结了婚，并且当年播种当年结果，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严萍为他生了个女儿。

离婚后远嫁他乡的前妻拒绝了他给儿子的抚养费，并不让他再见儿子，任健把全部的父爱都给了女儿。

任键没有想到自己能活着离开工程部队，也没有想到自己能由山区到大城市工作，更没有想到自己能当上后勤分部的副部长。在工程部队工作了十多年之后，他从副团长的位置上被调进北京，当了某后勤分部的副参谋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