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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4章 强烈反响

七月五日，陶勇在京城市委党校厅局级以上干部理论培训班上，发表了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重要讲话，第二天便刊登在《京城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顿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京城在共和国政治上特殊的地位，引发了连锁的反映，《rm日报》在理论版全文转载了陶勇的讲话，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比较强烈，说陶勇是杞人忧天，过于敏感。

左江是在接到陶勇的电话后，让陈志欣从学校里找来的《rm日报》和《京城日报》看到陶勇的讲话，全文看过之后，左江不得不承认陶勇这篇文章做得十分精彩，左江和陶勇的谈话只能算是一个提示，陶勇却做足了功课，从那辆初期到改革开放，从东欧巨变到苏联严峻形势，一环扣一环的分析，而且找足了理论依据，在政治上陶勇无疑是行家里手。

陶勇在讲话的开篇就提到：“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左江其实根本不知道“和平演变”这个名词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由美国议员杜勒斯、凯南提出的，还以为是苏联解体后才从理论上产生的，而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在50年代末就敏锐的发现了这一问题。看着陶勇的讲话心里不由得汗颜万分，从陶勇对篇讲话下的功夫看，显然他对此是极为重视，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足功课，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表现。

50年代后期，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

陶勇讲话的布局很巧妙，由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对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引到了苏联的身上，接着开始论述苏联现在的形势，他说，毛泽东主席就曾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陶勇在讲话是提到：赫鲁晓夫时期，他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中共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陶勇在讲话中最后提到：毛泽东主席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些主张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